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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cāo守与治家，批评极坏。

    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

    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

    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

    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