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从中找到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走出危机的路径的启发”。

    关于大萧条，我们通常听到的美国版本可以简化如下：卡尔文柯立芝总统长期的自由放任衍生了“柯立芝繁荣”，却埋下了经济危机萌芽，继而经济风向转向，胡佛总统的无所作为导致了经济衰退恶化，将美国人民拖入失业困苦的泥淖；而喊出“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则凭借整顿银行与金融体系、复兴工业、推行“以工代赈”、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系列新政，不仅拯救美国及其人民于水火之中，避免美国走上极权道路，也间接挽救了身陷“二战”的万千世界大众罗斯福不仅带来美国的第三次革命，而且在和平与战争中都领导了美国乃至世界。

    正如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揭示的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每每思潮风云变幻时，对于大萧条成因以及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叙述也会大相迥异，经济学亦不能幸免。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新保守主义逐渐赢得主流话语权，以往凯恩斯主义揭示大萧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其流派所提倡的扩大公共财政开支的对策也被诟病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与之对应则是来自货币主义的观点，和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声望开始如日中天一样，货币主义的解释得到不少拥护，比如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花费七分之一的篇幅来诠释大萧条，他们认为美国大萧条的关键因素在于“货币供应量”，一旦信贷紧缩，而美联储又紧缩银根，那么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崩溃”，使得一次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实体经济的大萧条。货币主义者一向强调政府除了掌控货币政策之外无须过度干预经济，而即使是货币政策，他们也往往主张维持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比货币主义者更激进的理念来自奥地利学派，其对大萧条的主要观点尤其以穆瑞罗斯巴德不断重印的《美国大萧条》为人所知。罗斯巴德将大萧条的根源归结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放任主义”，长期的信贷扩张埋下了危机种子，随后“政府的过度干预政策使得危机长时间延续”，如果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会自动完成恢复过程。

    对照起来，美国著名记者、外jiāo关系委员会经济史资深研究员阿米蒂什莱斯的新著《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无疑是对凯恩斯版本另一个角度的颠覆。她的观点更为接近货币主义与奥地利学派之间：大萧条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的干预。这点也从她对于三位总统的褒贬可见一斑：她显然最为推崇柯立芝，她反复强调这位“沉默的卡尔”自有其原则，正是因为其喜欢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加之他的信仰，使得他信奉“自己少卷入，世界会更好”；对比之下，同党派的胡佛则是一位天生的干预主义者，他认定政府某些“行善之手”会帮助企业达到效果，至于罗斯福，又比胡佛更为激进。在她看来，罗斯福延续了胡佛的行善之手，而且更类似莽撞的令人恐惧的实验者，他的前提在于大规模军事化式的努力可以换来经济复苏，他甚至可以根据幸运数字来随意决定黄金价格。不过新政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失业问题，1937年与1938年一样，仍旧一派萧条，20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少有的经济停滞的10年。

    被遗忘与被损害

    早在什莱斯之前，这类翻案著作已经不少见，比如《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危机与利维坦》等。与众不同的是，阿米蒂什莱斯重新厘清了大萧条中“被遗忘的人”的角色无论在真实历史还是后继研究中，这类人的故事确实往往被淹没在对罗斯福的褒贬洪流之中。

    “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这一概念最早来自耶鲁大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