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接到您的来信，承您问及关于中文系有什么意见。很觉惭愧，我虽然当过中文系的教员，感到的全属于消极的方面，中文系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我说说积极的方面，该怎么办才象个中文系，至少在此刻还想不大透。不敢辜负您的好意，就把消极方面的向您说说吧。

    中文系是个简称，说完全叫做中国文学系。看了名称就知道学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咱们中国的文学。但是向来就少有人仔细辫认过，到如今似乎还没有多大改变，把中文系学习研究的对象认作国学国故之类去了。国学，国故，多么庞大而含胡的名称啊忿凡是咱们中国从前的学间，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以至声音训话，阳湖桐城，全都包括在这个名称里面，而中文系的学生就得学习研究那些东西。且不说旁的，单说范围的广泛，已经够教人摇头了。短短的四年工夫，把那些东西搞通当然不可能，就是普遍地去摸一摸门径，又哪里办得到了即使办到了，又何尝就是学习研究了中国文学。

    教学那些科目的，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家法。说到经学，不管他们主张古文还是今文，总之把经学看成一种特别的学问。《三百篇》算是一望而知的文学了，可是他们说《三百篇》是经学，治经学自有治经学的法度。说到考据跟小学，远一点，他们抬出z.}`L嘉诸儒来，近一点就抬出章先生黄先生跟王先生。乾嘉诸濡以至章黄王三先生的劳绩，谁也不容菲薄，是当然的，可是他们做考据跟小学的工夫并不就是做中国文学的工夫，这一点却往往忽略了。说到文学批评，他们一致推举《文心雕龙》，带着骄傲的颜色提起这部宝典。除了标明“文学批评”的课程采用它以外，专籍选读也选到它，大一国文也选到它。既然刘彦和的理论无可移易，研读它自然只须做些疏解阐明的工夫罢了。于是写黑板，付油印，《文心雕龙》的笔记割记越来越多，使学生应接不暇。

    不知道您有没有与我同样的感想，我觉得在中文系里，教经籍的巴望学生成为经学家，教考据的巴望学生成为考据家，教小学的巴望学生成为小学家，偏偏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捧住《文心雕龙》的似乎不忽略中国文学了，可是认《文心雕龙》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未免缺少了开拓新天地的勇气，中国文学这样搞下去，恐怕只有日渐趋向萎缩的路子。我也不敢武断地说，经籍跟考据跟小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全没有关系，可以不必去搞。我只想说，必须把主从关系先搞清楚。既然中国文学是主，搞这些东西就不必走经学家考据家小学家的路，学生知道了那些东西的最近的比较正确的结论，也就够了。我也不敢武断地说，中文系可以不要《文心雕龙》。我只想说，《文心雕龙》到底是刘彦和那时代的东西，在他以后，咱们中国人又想了许多心思，写了许多文学，所以不宜把《文心雕龙》作为唯一的规范。

    再说要搞清楚主从关系，就得把国学国故那些含胡概念完全丢开，中国文学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主要的中国文学，该归必读之列，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次要的，该归参看之列，又按照四年的时间分配，宁可精而少，使学生担负得起。这样的定出课程来，或许可以收些实效。若照如今模样，教师的意思是最好《三礼》、《三传》、《尔雅》、《说文》，以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九通》、《正续经解》等等，学生都读个遍。学生听见那些书籍的卷数就吓坏了，索xìng一本也不翻，于是教师叹息道，“你们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话一半是解嘲，一半是卸责，而中文系搞不出个名堂来依然如故。

    中国文学，就材料而言，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所谓以往，有远有近，若说近的，只要在今天以前，都是以往。但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