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读法不同，往往讲法不同。例如《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经典释文》说：

    不分，包云如字，郑扶问反，分犹理。这是说这里"分"字有平声的读法（如字），又有去声的读法（变读）。包郑两家的读音，反映了对"分"字的不同的理解。

    古书上常常有一字异读的情况。不同的读音往往表示了词义或词xìng的不同。例如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解说的"说"、游说的"说"和喜说的"说"（悦），等等。异读有时只表现为声调上的差异。例如施行的"施"读平声，施与的"施"读去声；听闻的"听"读平声，听从的"听"读去声。但是这只是词义上的转变。有时候声调不同，不仅是词义上而且是词xìng上的转变，这种情况最值得注意。例如王侯的"王"是名词，读平声，王天下的"王"是动词，读去声；cāo持的"cāo"是动词，读平声，节cāo的"cāo"是名词，读去声；爱好的"好"是动词，读去声，美好的"好"是形容词，读上声；厌恶的"恶"是动词，读去声，恶劣的"恶"是形容词，读入声。

    利用四声来区别词义和词xìng，这是汉语的特点之一。汉魏学者看到了这个特点，并体现於古书注音。有的文字学家认为这是六朝经师注解古书时的强生分别。但是积习相沿，在后来的"声律之文"里就很重视这种分别。有些字的异读还保留在现代汉语里，如"好"(hǎo)"好"(hào)"恶"(è)"恶"(wù)之类；有些字的异读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经混同了，但是仍保留在某些方言里，例如上升的"上"读上声，在上的"上"读去声，现在广州话仍有区别。

    唐代以后，宋代学者也做了不少注解古书的工作。例如朱熹就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楚辞集注》等。朱熹能摆脱汉代学者的影响，直接从正义入手，他做的注解，有时比较近情近理，平易可通。

    清代学者几乎对每一种重要的经典都做了新的注解，他们钻研汉唐人的注解，根据具体材料判断前人的是非，解决了古书中许多疑难问题。他们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要求非常严格，做出了许多成绩。例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自然，清人有些注解，极力要求无一字无来历，不免过於琐细。例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注《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几乎每一个字都作了详细的考证，这一句并不难懂的话，就注了将近一千个字；其中一个"曰"字就注了一百多个字，繁徵博引，极为详尽，但是实用价值不大。

    除了为古书做注解和考证工作之外，清代学者还作了许多古籍校勘的工作。阮元为《十三经注疏》所作的《校勘记》，就是一例。《校勘记》除校正十三经正文的错误之外，更多的是校正注疏中的错误。（《校勘记》附在《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我们阅读十三经时，应该参阅。）校勘学上有些专门术语，我们应当有所了解。试举校勘学上常用的两个术语为例：

    1.衍文"衍文"简称"衍"，也叫"衍字"。这个术语用来指明古籍中多出了文字的现象。例如《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郑笺："舟载渡物者，今不用，而与众物泛泛然俱流水中。"阮元《校勘记》："'与'下衍'众'字，小字本无。"又如《左传僖公四年》："汉水以为池。"阮元《校勘记》："《释文》无'水'字。云：或作'汉水以为池'，'水'字衍。"又如《礼记·檀弓》："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说："'夫'字衍文也，'二人'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