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叛逆者起来号召人民推翻这个社会，他们被当权者斥骂为“贼”、“匪”、“无道之徒”，而在精神上支持这些叛逆者的，却是真正的、

    体现人美好本xìng的道德——那就是事实上的道德。

    广而言之，在人们与对手的较量中，无论政治人物在政坛上的角逐，商业活动中投标、立项、争取批准，军事战争的厮杀谋划，乃至寻常邻里、街坊人家的勾心斗角、争争吵吵，道德始终是一个战场。从谋略上讲，投以更多的注意，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道德的争斗与谋略表现为宣传自己，揭露对手，争取道义与人心。

    道德作用表现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干夫所指，无疾而死——大家都恨这个人，这个人就没命了。这是道德正反两面的作用，体现出人心的向背。

    曹cāo要祢衡当众脱下裤子，打着鼓咒骂他、羞辱他时，曹cāo不杀祢衡。不是不敢杀，而是因为道德名声不能杀。祢衡道德文章的名气，天下人都知道。曹cāo要做一番大事业，要树立好自己的形象，换取好名声，这样，别人才会拥护他。如果他杀了祢衡，天下人才必不敢再投奔他。出了一时恶气，坏了一生事业，得失道理就在这里。

    智慧119红脸白脸都能唱

    人生在世，需对付的人各种各样，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必须做到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含恩威并施。互相包含，各尽其用。

    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厉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高明的统治者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变成杀所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高手善用此法之例证。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唯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是慕容绍宗。说：

    “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档，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朱元璋上台也想把这出红白脸之戏再演一回，可惜太子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他见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诛杀开国有功之臣，时常苦劝。为教育儿子，一天朱元璋准备了一个满带荆刺的木杖，扔到地上，叫太子去那里拿起。

    太子显得为难，朱元璋得意地教训他说：“你拿不了吧。让我把剌儿先替你修剪干净，再传给你，这难道不好吗?我如今所杀之人，都是天下最危险的人。把这些人除掉，传给你一个稳稳当当的江山，这是你的福分。”

    没想到太子并不领情，还说“上有尧舜之民”。这话在我们听来是很有道理的社会互动理论，但在朱无璋听来，却是百分之百的屁话，气得他cāo起坐着的竹榻，向儿子砸去，两个你追我赶地在深宫大院中闹将起来，也顾不得什么体统和尊严了。

    儿子没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长孙继位后，满朝的能人都被斩净杀绝，实在找不出“带荆刺”的人来对付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了。朱元璋的白脸唱过了头，后边的红脸也就无法唱了。由此看来，红白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