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局局长，能够动用力量封锁本地所有媒体已属难得，而外地媒体他就鞭长莫及了。那么，杨晓松为什么可以让媒体失语呢？这与他的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必然是分不开的。工商局是所谓的实权部门，辖区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得给工商局一份面子，这就是说，杨晓松完全可以调动沈河区企业的力量去对所有媒体进行公关。作为省会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域，沈河区的知名企业一定不少，企业嘛，总是要投点广告的，这些投广告的企业多半会要求媒体建立“保护机制”，依靠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公关能量是超乎想象的，譬如某大型知名nǎi企，不就让很多媒体在对其进行监督的时候噤声了吗？

    媒体如果不能搞舆论监督，动辄被各种力量封锁，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也便逐渐消弭了。这位工商局长在殴打记者之后，本身已经触犯法律，可是他却能够让当地公安部门置之不理，让当地媒体无法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事背后存在利益勾连，存在猫腻之处。工商局长对法律的漠视、对媒体的无行到如此地步，倘若媒体能够掌握舆论监督的自我判断权，杨大局长还敢如此放肆吗？而一旦当时就进行舆论监督，这位问题重重、飞扬跋扈的局长大人是不是可以早点下台，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早点从恶官的管束下早日解脱？

    不管是什么力量，钳制合法、合理的舆论监督都是不正义的。通过遏制舆论监督而让官员逍遥，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是促使民不聊生；而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正的现代社会应当是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使得“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民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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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20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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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 浩

    “7·23甬温特别重大铁路jiāo通事故”发生后，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引起社会极大反弹。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话是对的，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对的。但是，当公民社会到来时，“政府绝对正确”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生活在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而非听命说教、服从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学会了尊重客观事实，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违反常理的谬误；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懂得了何谓说理、争取和维权。人们需要符合实际的说法，而非草率的搪塞；人们需要既符合常识、又符合严谨科学的结果，而非官员们那种“发死誓”式的咆哮；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而了解真相、还原真相，而非官员们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开放、透明、公平与公正。一句话，公民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政府绝对正确”不仅误国误民，而且由此而来的绝对权力，就会被少数人得以滥用。在“7·23惨剧”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在事故远未查清前，是谁下达了清理现场、掩埋出事车厢的命令？是谁急于下达“尽快通车”的指令？又是谁在日前指示对车厢“破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京沪高速铁路不断出现电源短路的情况下，又是谁仍然坚持高铁继续运营？难道领导完全无视“7·23甬温线”事故在京沪线极有可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