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市发展路径恰恰相反，据罗兹曼的计算，在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万～15万之间，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过58万，lún敦则达到了86.5万。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30]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131]参见尼尔·弗格森：《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3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133]崔瑞德、牟复礼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页。

    [134]《明史·食货志》：“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135]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11页。

    [136]参见章嗣衡的奏折及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

    [137]参见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139]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3页。

    [140]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41]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2]李鸿章：《妥议铁路宜折》，1880年。

    [143]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144]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145]吉田茂：《激dàng的百年史》，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146]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臧新远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147]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4页。

    [148]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674页。

    [149]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5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

    [151]杨小凯：《民国经济史》，《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152]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39页。

    [153]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154]今译亨利·乔治，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