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最长久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大抵都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对专制独裁的厌恶及反对日渐成为社会常识。时至今日，民间呼吁推进法治化、维护司法独立、强化民主监督的声浪日渐高涨，决策层也不断释放正面信息，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共产党愿意接受“最尖锐的批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总理更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感慨“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并承诺“依宪治国”，“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治理也许在未来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迹象。

    不过，历史是否真的会以塞缪尔·亨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的方式“终结”，始终还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很多研究东亚模式的学者都发现，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国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后，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变得难以调和。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达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之后变得尖锐起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提出过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他提出的理论难题是，“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190

    目前的东亚各国及地区，菲律宾的改革失败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满争议，韩国经验难以复制，越南的改革让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但经济陷入停滞。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上述列国及地区都要大很多。当今中国，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自由主义，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上空，为改革增添许多的不确定xìng。一旦中国因改革失误而发生动dàng，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

    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个保守xìng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两个永恒xìng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