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巨大。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年均的货币增发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广义货币总量从2002年年底的18.3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万亿元，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其三，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因产业转型乏力以及受地产调控的拖累，处于产业中下游的制造业普遍开工不足，而一直依赖土地收入的县市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从2008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11万亿元，不堪其重。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的“硬指标”，各地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一方面加紧对民间的征税，另一方面仍然疯狂投资。

    除了经济面的“发展困境”之外，更大的“公平危机”发生在社会层面。

    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而言，是一个全民普惠的过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却大有不同，根据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这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因此，在知识界，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不绝于耳，在民间，存在着仇富、仇官心理。2013年的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那些耳熟能详的邓氏语言如今都被打上了质疑的问号，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等。

    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原则xìng理念也遭到了空前的质疑。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唯一之全民共识。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而且将在未来的十多年内超过美国，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许多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dúnǎi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当今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强大，拥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利益判断标准，然而，共识缺乏，目标多元，公平政府与民间的公平、中央与地方的公平、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公平成为一个最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

    若将2013年放诸“历史的三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展读至此，你也许会认同我的这个观点：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解读一直围绕着几个关键词：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与贫富均衡。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与一切贴着“某某主义”标签的意识形态主张无关，当然也不是103岁的罗纳德·科斯所归结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在我创作本书的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人履新上任，关于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再次成为十分热烈的话题，其中不乏各个利益阶层、左中右的意见。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成熟的、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史和当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并没有能力完成方案设计的工作，在这里，我试着回到“历史的三峡”之中，给出几个基础xìng的判断。

    一个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