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给予外资以土地征用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则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厉以宁曾经指出，计划经济存在重大的“均衡xìng缺陷”，因此，对旧体制的突破本质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乱过程。180

    经济权力的次第下放以及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精神的回归，它在对计划经济体系构成冲击的同时，一定会对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也形成挑战，在这一方面，决策层表现出强硬的一面。“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名言出自陈云之口，却为邓小平所多次引用，这两位领导人尽管在经济思想上有不少的分歧，但在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思想的控制上，两人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一致。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张五常在其2009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县级政府间的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他甚至认为，“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181此论在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但他确乎看到了事实的某一面。在20世纪80年代，非国有经济领域出现了两种区域发展模式，一种是以集体企业为主力的苏南模式，另一种是以私营企业为主力的温州模式。在这两种模式里，县级政府扮演了各自不同的，却同样重要的角色。

    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及常州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是最重要的纺织、粮食加工和机械制造基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社队企业仍然广泛存在。改革开放之后，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迅速向非农化转型，每个县都出现了一批“经济能人”，由他们带领创建了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这些能人往往身兼村镇行政领导和企业法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从事工商活动，另一方面又可以无偿调动管辖区域内的一切公共和政策资源特别是土地和税收优惠，因此展现出强大的成长能力，这一模式被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类似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和山东的胶东半岛。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和金华地区，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以及人力素质均无法与苏南相比，属地僻人穷之地，自古以来，就有下南洋、外出做劳工的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里成了走私、倒卖二手物资以及产销低劣商品的集散地，民众在一些管制疏忽的偏远乡村开辟了众多小商品市场。温州模式成为发展私营经济的代名词。然而，常为人所忽视的是，浙南地区的私营经济的萌芽，与当地官员的冒险支持有重大关系。浙南官员发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公布了第一个允许民众在县城摆摊的政策、创造xìng地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很多年后，若到浙南诸县调研，当地人民仍能随口报出当年很多官员的名字，对之感恩不已，若没有这些人的冒险支持，私营经济的萌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景象同样出现在福建的泉州、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

    无论是积极参与的苏南模式，还是冒险支持的温州模式，都表明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初期并非无所作为，相反，它们正是增量改革的主导者。在这一时期，一个区域的经济成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不大，却主要得益于民众及地方官员的思想开放。这一历史事实也再次印证了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行政诉求，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和互相补充的关系，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与掌控。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改革行至1984年前后，随着权力下放及经济复苏，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