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际管理机构。企业家阶层的参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应，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所谓“好人”，就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即以从事农工商业及劳动者执政，而除去现在贵族军阀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

    三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此举以南通张謇为最杰出的实践者，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张謇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话剧剧场和图书馆，南通成为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新兴城市之一，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1922年，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造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无锡的工厂里搞一个“劳工自治区”。后世以他们为榜样的，有重庆北碚的卢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陈嘉庚等。

    从1894年张謇下海从商到1924年虞洽卿“会办”上海，这30年是中国商人阶层的光荣时期，他们逐渐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并在民间拥有强大且正面的影响力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全国“最景仰之人物”，70岁的张謇得票数最高。两千年以来，商人阶层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xìng，此前从未达到过如此的高度，之后也望尘莫及。

    然而，由军阀、商人及自由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这些自治试验，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因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xìng。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道：“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棱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xìng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152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1926年9月，偏踞广东十年之久的guó mín dǎng军队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宣誓北伐，竟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占领上海、定都南京，继而攻克北京，迫使东三省“易帜”，在形式上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华民国进入guó mín dǎng统治的时期。

    蒋介石军事冒险的成功，在政治上，实得益于人民对大一统的渴望。在经济上，则是自由商人阶层在工商冲突中的误判以及对暴力政治的妥协。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诚如马克思所控诉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跟所有进入工业社会早期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是悲惨的，因此，反抗xìng的罢工事件屡见不鲜，可查的数据显示，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工人罢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

    然而，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股完整而独立的力量。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了它的重要xìng，而这些人大多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并信服他们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正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8月，就在建党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173人，代表110多个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