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世界级的问题需要解答：众所周知，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bào了机械技术的革命xìng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xìng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不但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xìng效应，反而为自闭创造了条件？

    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4世纪的中国江南乡村，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fù孺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聚合之后，成亿万之数。赵冈和陈钟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过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家手工业棉纺织场！他们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用人工cāo作生产的记载，惟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127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cāo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手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手工业则变成了机械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历史xìng的悲剧。

    城市化率的下滑

    中国的城市从来不属于民间。张光直的研究证明，从“中国最古的城市”到“近代中国的城邑”，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这一特征其实从未被改变过。128不过，城市在经济中的功能却在明代以后改变了。在先秦之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里，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心被置于若干个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动也颇为集中，唐代还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之发展。可是，在明代之后，与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家庭纺机相配套的，是中国从城市化向城镇化的大退化。

    随着家庭纺织业的繁荣，这些农户的周边自然地出现了大型jiāo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有人统计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六府境内的市镇数目变化发现，在宋代，这里有市镇71座，而到了明代，则增加到了316座。中国的县级机构，自唐之后数量变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个，可是市镇数量却几何级增多，到清中期，全国已约有三万个市镇，它们替代之前的两千个中心县城，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器。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渐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江南地区形成众多市镇。129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000万人，至16世纪时达到1亿至1.3亿，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到19世纪中叶降至谷底。若与西方相比，戏剧xì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