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没走时他就上了楼，不一会儿就睡了，呼声响得站在楼梯口都听得到。我送走了姐姐妹妹们，跟母亲说了会儿话后，也上楼了。洗完后进卧室，刚到床边，正睡着的彭湛猛地坐起：“不行，我得吐——”话音未落就欠身向外张大了嘴。我一把抓起床边的一个服装袋撑开对准了他，刚刚赶上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黄褐色半流体，哗哗地，沫子不时飞溅到我的手上，服装袋沉甸甸地向下坠着贴住了我的大腿，热呼呼的，散发着强烈的酒味和被胃液搅拌过的饭菜味。他开始干呕，一声一声，“呕呕”地让人不忍卒听。我深知呕吐，当年乘船进岛出岛，吐到最难受时就是这种时候，这个时候胃内容物已经吐光，肠胃却仍在痉挛，再痉挛下去，就会吐胆汁，吐血。他吐了血。我去卫生间将袋子里的呕吐物倒掉，然后对了温水让他漱口给他擦脸擦脖子擦手，他平躺在枕头上闭着眼睛，软弱得一动不动。后来，他又睡了，这一次睡得平静深沉。我却没有睡好，他轻轻一动我就会惊醒，像一个睡在病孩子身边的母亲。次日醒来他第一句话是：“别告诉妈妈。”他说“妈妈”，不是“你妈”，使我异常感动。

    早饭后，按照事先安排的，我和他去英雄山看父亲。英雄山有个烈士陵园，是小时我们常被带去的地方。那里埋着许多在解放这个城市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一人一座石刻的墓碑。陵墓顺着山体的坡度而建，一排一排，排与排之间隔着松树，有风吹过，松涛声声。头几次去心中很是肃然，怀着景仰和一种莫名的羡慕，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淡了。后来政府号召火葬，有关部门顺势在这里建了座公墓，这里寻常百姓是进不去的，需有一定党政军职务，骨灰的存放秩序也要依据此人生前职务高低。每走进这里我心里都不舒服，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为了父亲。他肯定是不需要这些个的，却是身不由己；我们也是。打开属于父亲小格的小门，父亲在里面对我们微笑，那是一张他七十周岁生日时的照片，高额头，深眼窝，一头雪白的银丝浓密整齐向后梳着。彭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说：“你爸爸很漂亮！”

    看过父亲，我们顺路去了烈士陵园，这也算是这个城市的一景。彭湛看过之后颇不以为然，无论对它的规模还是风格。他说如果听他的话去敦煌，他就可以带我去途中必经的高台烈士陵园看一看了。一九三六年冬，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的三千八百多名官兵与六倍于己之敌奋战二十天，最后全部战死高台，其中包括军长董振堂。彭湛让我想象一下，三千八百多人的烈士陵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

    “董振堂那年可能四十岁不到，要能活到今天，至少是上将了，会有一栋小楼，终身配有秘书司机公务员警卫员炊事员。可是他死了。叶帅为他题了诗，”彭湛一句一字背了这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就此，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了很久，甚至一点一点、不厌其烦、非常细腻地给我描述高台烈士纪念堂里一张年轻女护士的照片，是马步芳匪帮给照的。照片上她人已经死了，被钉在了一棵大树上，大概是为了不让她倒下。十几个持qiāng的男人分站在她的左右前后，兴高采烈地跟她合影。我默默听他说，但不知他为什么说。最后，他说：“董振堂早先是冯玉祥的部下，那时对自己要求就非常严格，曾向他妻子下过保证他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讨小老婆，直到八年后牺牲，恪守诺言。……我父亲曾是董振堂的部下，对他非常推崇。”我想，噢，原来如此。但接下去他说的话，使我发现还不止如此。这时我们已经下了山，山下就是公共汽车站，好几路，他说别坐车了吧，走一走。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觉着活着没劲，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毫无变化，也看不到什么变化的迹象。一个男人，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