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

    这是道德比利益更高更重要的一种强调，哪怕面对的是“国家利益”。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1)

    造神运动中外古今皆有，一些或许并非最不出色更谈不上伟大的人物，经历类似运动，成为千百万普通民众崇敬的偶像。关公、包公都是其中的好例子，他们经无限地拔高，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与其原貌已有天壤之别。当然，这类造神运动与晚近我们亲历的造神运动有异，一是死人与活人之别，另一个区分更重要，晚近的造神运动由于所造的对象是活人，自是加倍地困难，虽有强权推动，终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关公和包公，是在千百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数民众通过想象与创造自发营造的，显然有更强的生命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戏曲改进”运动，一群留学东洋爱穿西服年少气盛浪漫可爱的新文艺工作者，从《联共（布）党史》那里学了点阶级分析方法的皮毛，以为就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分析，包公无疑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了，这样的官吏只能帮助封建帝王统治劳动人民，焉能用此来教育人民娱乐大众？人民千百年来津津有味地欣赏和喜欢、崇敬包公，也都成为不觉悟的麻木和愚昧的表现，因此动用各级政府的强力禁演，闹腾了几年，最终还是没有成事，包公戏从城市到农村，仍然火得不行。《联共（布）党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很多领域无往而不利，不仅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在史学领域更是所向披靡，却在戏剧领域打了败仗，而且输得很难看，其中缘由，值得琢磨。

    顾颉刚说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书写关公和包公事迹的历史更是如此。当然，关公和包公也不一样，如果说关公的神化是民间社会尤其是边缘群体通过传说、平话讲史等方式，在想象中创造的社会秩序的化身，那么，包公更多是平民们通过戏剧这种特殊的娱乐形式，通过想象与希望塑造的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是的，包公一直是中国戏剧领域的重要角色，以包公为主角的戏剧几乎伴随着中国戏剧发展的整个历程。至于包公形象的演变，本身就是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

    历史上的包拯在北宋天圣年间中进士，历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最后官至枢密副使。据说包拯在世时包公的故事就被民众口口相传，但就像所有民间故事一样，最后都远离其原型。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其中涉及到包公的身世以及职衔的部分，多数只是捕风捉影，包公戏的戏词大约要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上”最为出名，存世的包公戏，包公几乎都在开封府审案。但事实上，包拯在开封府任上的时间并不长，嘉佑元年（１０５６）年十二月，包拯５８岁才获任命权知开封府，所谓“权知开封府”，即“代理开封市长”，他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佑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多时间。历史上的包拯在中央政府担任过监察御史，对贪官污吏的行径多有揭露，与他后来的公众形象颇有联系，但终其一生，多数时间只是担任各地县州一级的地方官。他５０岁左右终于被提拔进京，不过，在京城期间，也只以闲职为主，这也符合他的文人身份。宋代倚重文人，但是这倚重渐渐成为虚招，包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学士”两个职务，就是典型的赐给文人的可有可无的虚职，看似地位很高，但是实际的权限却像牛皮筋一样忽大忽小，完全掌控于皇帝一手。

    包拯在元杂剧里多被称为包待制，不像在后代民间流传的戏剧故事里多数称之为包龙图。元杂剧故事的包拯，已经是典型的决狱断案的清官，并已成为“包青天”——在这里，区分“清官”和“青天”是必要的。所谓“清官”意指官员清正廉明，所谓“青天”是指官员有决狱断案的能力。

    在中国民众的期待视野中，如果遇到刑事或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