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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少卿不动声色地向阿森招招手，“阿森上尉，你请坐。阿森上尉提出了他的想法。假如这些中国人是我的同事，从道理上讲，我应该知道。但我并不知道。我们继续分析。”

    在接下来的讨论分析中，有人认为这些人可能来自共党中国。立刻有人反驳，说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毫无道理。还有人认为可能是日本人。这立刻受到嘲笑，说日本人的重点是国内，他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人问，会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吗？教室里一片大笑，说那些人一进来，我们立刻就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中间，阿本上尉做了一点补充，“他们是三个人。是我的线人向我报告的。我观察了一下，毫无疑问，他们是职业特工。其中一个人的眉梢上长了一个痣。我感觉，这家伙更像一个杀手！”阿本加重了语气。

    “他们来干什么呢？”所有的人都产生了疑问。

    有人问：“最近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的是大事。”

    有人说苏丹脱离英国独立了。有人说冬季奥运会在意大利开幕。有人说法国人终于从这里滚蛋了。有人说美国一个叫马丁路德金的牧师，被人炸死在家门口。有人说埃及和以色列终于停火。

    最后有人说：“，这些关我们屁事！”

    所有的军官都拍着桌子，表示赞成。教室里一时没人说话。

    大叻警察分局长阿谅有些阴沉地向大家点点头，“我感觉，如果有事，应该出在我们这里。我听说，上头有事了，好像是出在总统府。不知谁又要倒霉了。”

    阿本上尉愤愤地说：“大人物们，总是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

    阿谅中尉轻声说：“可能不那么简单。我听说，首都已经悄悄戒严了。”

    左少卿不动声色地盯着阿谅中尉，心中似有一根紧绷的弦，铮铮地响着。

    左少卿心里的疑虑是有原因的。

    三个月前，老黄在“绿竹”咖啡店里悄悄地告诉她，“密切注意总统府秘书长阮其波，还有他周围的人。”

    左少卿问：“为什么？他在西贡呀，我可够不着他。”

    老黄摇摇头，“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上面问到这个人，要我们注意，任何情况都要。重点不在西贡，而是在这里，金兰湾。我猜想，可能和美国人有关。”

    此后的两个月里，左少卿在给军官们上课时，尽可能谨慎地把话题往西贡方向引，往政府高层引。她的这个情报培训班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交流情报的好地方。所有军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负责情报工作。他们说出来的情况，哪怕支离破碎，也能在左少卿精明的脑海里构成一幅大致完整的图。

    她把所听到的一切有关阮其波，有关他周围的人，有关美国人的情况，向老黄叙述。老黄听得十分仔细，有时还会提问。

    大体而言，阮其波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早年曾经在苏联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也因此对苏联很有好感。后来他去了美国，并在那里结识了吴庭艳，并成为他最重要的政治幕僚。有关阮其波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苏联有好感，似乎对中国也颇有好感。

    老黄听着这一切，他并没有做记录。他和左少卿一样，都有一个好脑子。

    但是，一个月前，老黄和上级的关系断了。今天下午，他们在“绿竹”咖啡店里见面时，都确认了这一点。她建议老黄尽快消失。那么她自己呢，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教室里就有一点乱。军官们乱纷纷地猜测着，也做着各种各样的分析，甚至互相争论。

    左少卿侧耳细听，又谨慎引导，希望从这些情报军官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能够解释她心中疑惑的线索。

    培训课快结束的时候，左少卿对本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