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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比,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瑛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牍、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些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瑛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性》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

    直到春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

    “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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