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读书都为稻粱谋

    丁韪良（bsp;parsons 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直至1894年。期间，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从1850年到1916年，除了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丁韪良在中国共生活了62个年头，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宣传基督教，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加强奴役中国；一方面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

    当然，丁韪良的这些光辉业绩，孙元起是丝毫不知道的。这也难怪，毕竟这些教育史上的东西，离物理系研究生的距离太远。学教育学的时候，可能偶尔提过一两回，可谁会留心这个？又不是考点。

    孙元起穿着长衫皮鞋、拖着假辫子，别别扭扭的走在灰尘四起的街道上，眼睛四下打量，觉得这皇城根上的街景，还不敌二十一世纪的小城镇呢。周围人见了他，也拿眼上下咂摸：

    “嗬！这个长人可够俊的，真白净！”

    “吔，长衫下面的鞋子够怪的！”

    到丁韪良府第门口的时候，已是快十一点了。估计平日里也没什么人到丁韪良家，所以门子见了孙元起，很是多看了几眼，上来问道：“先生有何贵干？”

    孙元起心想，这丁老头记不记得自己还两说，贸贸然找上门，能有何“贵干”？当下，硬着头皮说：“我是美国公使康格先生推荐的老师，前来拜会丁大人。”

    “有拜帖么？”门子问。

    孙元起摇摇头，说：“没有。——你和丁大人说，就是昨日里见的物理老师，他一准儿明白。”

    门子也没为难他，转身一溜烟儿的跑进去禀告去了。不大一会儿，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丁韪良迎了出来：“上帝啊，看看都是谁来，快请进，快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