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3〕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一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2〕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3〕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清明时节

    孟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2〕，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3〕，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4〕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5〕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6〕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7〕，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8〕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9〕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10〕，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11〕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12〕，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13〕；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14〕，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15〕。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