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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就业和增长。”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一个社会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能有一个它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率,并能实现所有这些指标与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状态之间的和谐共存。”简言之,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失误使这种可能没有变为可能。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过经济学,读的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当年登陆美国的第一个据点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肯尼迪是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相当崇敬。肯尼迪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己任,萨缪尔森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正合他的心意。因此,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要求萨缪尔森领导一个经济班子帮他出谋划策。萨缪尔森对此颇为积极,接受委任后就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提交了一本题为1961年美国经济前景与政策的书。这本书以凯恩斯主义为基调,主张政府刺激经济发展。他强调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对外军援和教育支出,此外,在经济运行缓慢时也可以适当减税。这些意见受到肯尼迪的重视,并作为他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

    肯尼迪依靠“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年轻的总统,而他的经济观点都是从萨缪尔森那里“贩卖”来的。所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就决定聘请萨缪尔森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以弟子的身份给萨缪尔森打电话,恳请他出任这一职务。

    萨缪尔森面临着布利丹毛驴的选择。萨缪尔森是以纯经济理论起家的,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提高现代经济分析水平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他还不是一个纯象牙之塔的学者。他深切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对有关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讨论充满热情。他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这些问题的。他还在华尔街日报c纽约时报c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的专栏文章。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为肯尼迪竞选出谋划策表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并主张用凯恩斯主义指导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担任对决定政策有重要作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然对萨缪尔森有极大吸引力。而且,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和经济政策观点的一致,可以保证以后双方合作愉快。但是,萨缪尔森在经过两周的反复思考之后,还是谢绝了肯尼迪的邀请。

    萨缪尔森深知,如果他出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就要放弃学者的精神和宁静的学者生活。杜鲁门时代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也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萨缪尔森要想成功也必须放弃学者的本性。更何况当这个委员会主席琐碎的事务和活动必然很多,这要耗去大量从事研究的时间。萨缪尔森还是愿意留在风光宜人的查尔斯河畔,在t这个充满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教书和研究。他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这是他重学术甚于从政的心态的表露。

    而且,在萨缪尔森看来,他不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仍可以对政策保持自由评论的权力,可以批评也可以支持。他的观点对政府决策仍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尽管他未去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仍然关心现实经济。肯尼迪就职日,萨缪尔森又交给政府一篇题为1962年的经济政策的文章,为经济不振担忧,主张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甚至不惜出现财政赤字。这些建议以后都被肯尼迪政府采纳了。

    现在看来,萨缪尔森当时的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其实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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