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板书流行以后，典籍伸手可得，学问再不能

    由私家独占，只要有读书的兴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部的书，对

    于从前治一经只凭数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残守阙的感想。现在

    的学问是讲不清“师承”的，因为“师”太多了，承谁的为是呢我在广州

    曾于韶舞讲习所从龙积之先生学，在随宦学堂受过龙伯纯先生的教，二位都

    是康有为先生的高足，但我不敢说我师承了康先生的学统。在大学里的洋师

    傅也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承传着西洋大学者的学问的，但我也不敢自称为哲

    姆斯1，斯宾塞，柏格森，马克思，慕乐2诸位的学裔。在尊师重道的时代，

    出身要老师推荐，婚姻要问家学，所以为学贵有师承和有渊源，现在的学者

    是学无常师，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学问，师傅只站在指导与介绍知识

    的地位，不能都像古时当做严君严父看。印板书籍流行以后，聚徒讲学容易，

    在学问上所需指导的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的多，所以自程朱以后，修身养

    性变为从师授徒的主要目标，格物致知退于次要地位。这一点，我觉得是很

    重要的。从师若不注意怎样做人的问题，纵然学有师承，也只能得到老师的

    死的知识，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我希望讲师承的学者们注意到这一层。

    至于学问为个人私利主义，竞求温饱的话，我以为现在还是说得太早。

    在中国，社交学问除外，以真学问得温饱算起来还是极少数，而且这样的学

    者多数还是与“洋机关”有关系的。我们看高深学术的书籍的稀罕，以及研

    究风气的偏颇，便可理会竞求温饱的事实还有重新调查的余地。到外国去出

    卖中国文化的学者，若非社交的学问家便是新闻事业家。他们当然是为温饱

    而出卖关于中国的学问的。我们不要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力估量

    得太高，他们所要的正是一般社交的学问家与新闻事业家所能供给的。一个

    多与欧美一般的人士接触的人，每理会到他们所要知道的中国文化不过是像

    缠足的起源，龙到底是什么动物，姨太太怎样娶法，风水怎样看法之类，只

    要你有话对他们说，他们便信以为真，便以为你是中国学者。许多人到中国

    来访这位，问那位，归根只是要买几件骨董或几幅旧画。多数人的意向并不

    在研究中国文化，只在带些中国东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在外国批发中国文

    化的学者，他们的地位是和卖山东蓝绸或汕头抽纱的商人差不多，不过斯文

    一点而已。

    在欧美的学者可以收费讲学，但在中国，不收费的讲学会，来听讲还属

    寥寥，以学问求温饱简直是不容易谈。这样为学只求得过且过，只要社会承

    认他是学者，他便拿着这个当敲门砖，管什么人格的结晶与不结晶。这也许

    是中国学者在社会国家上多不能为国士国师而成为国贼国狗，在学问上多不

    能成为先觉先知而成为学棍学蠹的一个原因罢。我取的是“衣食足而后知礼

    义”的看法，所以要说：“得温饱才能讲人格。”中国学术界中许多人正在

    饥寒线底下挣扎着，要责备他们在人格上有什么好榜样，在学问上有什么新

    贡献，这要求未免太苛了。还有，得温饱并不见得就是食前方丈，广厦万间，

    只求学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的供给方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