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说着，还向我出示了一幅彩色人物肖像，看上去像是水彩画，她说这也是在电脑上画的。我问该报有多少美术设计员，芭芭拉说有14或15位。在相邻的摄影部，一位摄影主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该报的摄影记者大多数用了数码相机，像素为500万，有一些传统相机仍在使用，因为胶片的独特作用暂不可替代。

    访问今日美国前，在同学程晓鸿小姐的引荐下，我与该报经济部的记者詹姆斯考克斯jasx联系上，并约好在采访总编辑后见个面。于是，参观完编辑部，我便向芭芭拉告别，说我还要见一位记者。热心的芭芭拉一直将我领到考克斯跟前。

    考克斯看上去约30来岁后来我知道他今年已42岁，是今日美国国际经济新闻的首席记者，一见我就热情地招呼坐下。他正在写一篇东西，但愿意停下活和我谈话。我从程晓鸿那里知道他曾在中国工作，便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请他谈谈在中国的经历和现在的工作。他说：

    “我现在的工作是报道国际经济新闻，但说是经济新闻，其实包括了各类国际新闻。比如这个星期我就负责写阿富汗方面的新闻，同时也做一些编辑工作。我非常谨慎地为老板指部主任笔者工作。我们很幸运有这样好的工作环境。我为这位老板说着他向不远处一位大胡子男子招了招手，看来那就是他的老板了，他也向我招手笑笑干了很多年，因此我知道他的立场和好恶。最大的报纸应该有最多的版面，所以我们必须写最多的稿件。我们这里鼓励你写各类国际新闻和国际经济新闻稿件，越多越好，只要那些事件对世界有较大影响。你问我为什么坐在财经新闻部因为我现在主要报道经济新闻。除了在香港工作4年及那以前的年月，我大多数时间都为财经部干活。

    “我1986年到今日美国之前在印第安那州一家报纸工作，我太太也在那家报社干。其实我在上高中时就为当地的报纸干活，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如今我已42岁了。我对深圳很熟悉，你们报社的大楼我也见过。我猜你不是深圳人，对吗我说不是。因为据我所知，很多深圳白领都不是本地人。我还记得邓小平关于白猫和黑猫的高论。但我不太确切他第一次去深圳是哪一年我说1979年。谢谢。那座城市真是发展太快了。我几乎走过那里每一寸土地。我大概几十次经过罗湖桥，那里很拥挤，但现在好多了，因为靠近香港一方的口岸重新修建了。我1993年起参与北京记者站的筹备并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95年我就到香港工作，直至1998年。香港的工作和北京的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我最后一次在深圳是2000年。我到过当地的公证处，那个机构正好就在你们报社的楼下。好像一楼还有一个证券交易市场，很多人跑到大屏幕跟前看股票是升还是跌。我告诉他那是我们原先的办公楼，现在的办公楼很高大。”

    在访问美国各报老总时，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记者有无工作定额。我得到的回答全部是“无”。他们认为，记者的工作很复杂，而且富有创造性，难以量化。纽约时报的老总还举例说：“一个跑警察局的记者一天可以写三c五条新闻，而一位跑环保的记者可能三天也写不出一篇稿，你能说后者就懒吗”他们也承认记者有懒惰和勤奋之分，也有高产和低产之别，但认为编辑清楚记者是否卖力气，不卖力气的记者肯定干不长。这次我想从眼前这位资深记者口中听到这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明白我的意思，说：

    “我们记者的任务是发现哪些是读者们需要的或正在寻找的信息。今日美国创刊时，我才21岁。我们报纸不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那样企图成为所谓的档案记录报。我们只是努力获取最重要的新闻。我们倾全部精力c花全部时间，只是为了得到那些能影响人们生活的最重要的新闻。我们还从地方琐事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不是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