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又批评说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开怕飞”。最终，他们先撤了邓子恢的财政部长职务，让他改任财政部副部长。正当他们要收拾毛泽民的时候，恰好中央局批准新设立闽赣省。负责筹建闽赣省的邵式平，到瑞金来要干部，点名要毛泽民前去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财政部长。博古等人顺水推舟，将毛泽民派到了闽赣省。不过，他所任的国家银行行长一职倒还保留着，国家银行的日常工作，由代行长李六如负责。搬掉了绊脚石，博古等人便放手大印钞票。

    中央印刷厂的印钞机在加速运转。

    1932年纸币发行量只有65万多元；1933年，纸币发行总量猛增到300万元。

    1933年初冬，毛泽民从闽赣省回到国家银行工作。国家银行已于半年前随临时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的新屋村。

    纸币在不停地印刷发行，物价在不停地上涨，币值一跌再跌。

    毛泽民当过几年的印刷厂老板，要说印钞票，他不是外行。他知道一台印刷机一天能印刷出多少钞票。可他现在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知道钞票印得越多，银行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就越低，对苏维埃政权的损害就越大。然而，他却没有权力去下令印钞机不再高速运转

    他找到大哥，诉说内心的忧虑。

    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后，就被完全排挤出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好回到瑞金，负责政府工作，集中精力领导经济文化建设。他跟自己忠厚的弟弟一样，坚决反对滥印钞票。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新建的大礼堂开幕。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果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工作的着重地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须的。”

    在“左”倾的统治下，和毛泽民的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33年9月底，一向主观主义瞎指挥的洋顾问李德，又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对洋顾问言听计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命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他们要印钞机再次加速运转。

    毛泽民和都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加速发展苏区工农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博古c李德反唇相讥：发行公债和印钞票不都一样多发些票子解燃眉之急，有什么要紧

    印钞机仍在高速运转。1934年仅半年多时间，纸币发行量高达800多万元。

    物价腾飞，币值急剧下跌。红军向老乡买猪，一头猪给纸币三四十元。老乡说：“同志，不要钱了，这头猪送给你吧”

    靠多发钞票，怎么能抵挡得住敌人进攻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边的广昌县城和南边的筠门岭，相继失守，北大门和南大门洞开。

    瑞金已能隐隐听到隆隆的炮声。

    博古c李德等不得不决定：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1934年8月底的一天，骄阳似火，酷暑难熬。毛泽民汗流浃背地来到云石山顶的“云山古寺”，来找大哥。由于敌机狂轰滥炸，为安全起见，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已于7月间离开沙洲坝等地，西移40里，搬到云石山地区。和中央政府机关，住在山顶上的“云山古寺”。毛泽民和国家银行住在附近的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