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错误和问题，比如官僚主义c教条主义c本本主义c形式主义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政党，顶着各方面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力，领导建立一个新中国是容易的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个也不冤枉当然都是以给党提意见为幌子，趁机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问那么他是如何给党提意见的

    他说，他当然是很严肃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说，但也不能提那种直指疼处的意见啊那不成了使杀手锏了吗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论”同一种性质了吗说所以才需要认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问他当年是否觉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轻松

    他说那倒不。他说当年受栽培的感觉那还是好极了的。知识分子是“一撮毛”嘛。总之要附着在一张皮上的呀当年，在中国，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倘能紧紧地附着在执政党这张皮上，无论是在自己想来还是在别人看来，都等于人生价值有了最大的体现呀他说当年对于他，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从来也没有过所谓内心空虚的时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之类无聊透顶的问题。

    我说，那问题并不无聊透顶。

    他坚持认为，那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无聊透顶。坚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一撮毛”，也还是要附着在一张皮上。只不过可供选择的“皮”多了几张罢了。他说任何人，从伟人到庶民到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着在一张什么皮上。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铁规。比如克林顿附着在美国政治的皮上；比尔盖茨附着在美国科技同时兼附在美国经济的皮上。

    我们虽是忘年交，然而毕竟有代沟存在着。话不投机，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转话题。

    那一天我却未免过于认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说：“也许知识分子很难彻底摆脱是一撮毛的命运，但有无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觉意愿，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却反问：“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问：“你敢说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着在这个国家近五十年未变的一种体制上，又领工资，又得稿费。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非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嘴脸。你们这号人啊，一边伸手要房子c要职称c要荣誉c要身份c要待遇，一边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多可笑。明天给你们一套房子，你们的自由之声就收敛一些，后天再给你们配一辆车，又收敛一些。大后天封个什么称号，不用别人教，自己先就学乖了。如今中国变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性其实并没怎么变。”

    我脸红了，辩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过一次房子。”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很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c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