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嵩岳山棚，尽擒之。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巡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然则嵩洛之间，固世有异僧矣。嘉靖中，少林憎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有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说之遗意者哉。
○毛葫芦兵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c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朵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大学衍义补：“今唐c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冠，用白{艹刀}子兵破之。”白{艹刀}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方音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彦，夫子病之；鸿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东，见王于猷兄弟还，人间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忄音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c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c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邮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量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于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国语後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後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c侯可c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而历考後魏c北齐二书，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以解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语翻涅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孝文用夏变夷之主，齐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国之言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语遂载之史书，传于後代矣。後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变俗之难如此。今则拓跋宇文之语不传于史册者已荡然无余，一时众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