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後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c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後许敬宗c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c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吴氏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安成刘氏曰”。其三经後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