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四个人昨晚去了那间私人办公室，打开了收音机。我害怕死了，生怕有人听到，不停地求爸爸跟我一起上楼。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跟着回来。我们之所以特别紧张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担心让邻居听到我们的声音或看到什么动静。我们第一天就做了窗帘。说实在的那是什么窗帘呀，就是一些松垮垮的布条，各种形状c各种质地c各种图案的，我和爸爸用最业余的技术缝制的。然后我们用图钉把这些艺术品固定好，希望它们直到我们能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也不要掉下来。

    我们的右方有一些大公司的事务所，左边是一家家具厂；过了上班的点那里就没有人了，但即便如此，声音还是可以穿墙而过的。我们已经不准玛格特夜里咳嗽，尽管她得了重感冒，但已经让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咳停液。我则一心盼望着星期二凡达恩一家的到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乐趣，也不会这么安静了。晚上或半夜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种安静。我特别希望有哪个保护神夜里能陪我们睡在这儿。我无法告诉你“永远”不能出门的感觉有多么压抑，而且一想到我们要是被人发现了就会被枪打死我就会吓得半死。那可绝对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设想。白天我们只能小声说话，轻轻地走路，要不然就会让楼下仓库里的人听到的。

    有人在叫我哩。

    你的，安妮

    1942年8月14日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我已经扔下你整整一个月了，不过说实话，这里实在没有那么多新鲜事儿，我也没法每天找些有意思的事儿跟你讲。凡达恩一家是7月13日到的。我们原以为他们会14号到，可德国人从13号到16号到处在招人，空气越来越紧张，所以他们为安全起见还是晚一天不如早一天吧。上午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凡达恩夫妇的儿子到了。他还不满16岁，是个相当和气c害羞c笨拙的小伙子，不能对他的到来抱太大的指望。他把他的猫木西也带来了。凡达恩先生和太太是半小时后到的，特别逗人的是她的帽盒里竟然装着一个大尿壶。“没有尿壶我怎么也找不到在家的感觉。”她高声坦言，所以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她的沙发床底下为它找个永久的窝。凡达恩先生倒没带上他的，但胳膊底下却夹了一张折叠茶几。

    从他们到来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舒舒服服地一块儿吃饭了，三天后我们已俨然融合为一个大家庭。自然而然地，凡达恩一家人开始跟我们讲起他们在那个有人居住的世界里多待的一个星期里的许多事情。其中我们最爱听的一段儿就是跟我们从前的那幢房子和古德施密特先生有关的。凡达恩先生告诉我们:“古德施密特先生星期一早上九点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过来一趟。我马上跑过去，看到古先生一头雾水的样子。他让我看了弗兰克一家留下的信，还打算按照信上的指示把猫送给邻居，这倒挺让人满意的。古先生害怕房子被搜查，所以我们把所有房间转了个遍，该规整的规整了一下，吃早饭的摊子也收拾了。突然我在弗兰克先生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本便条本，上面写着一个马斯特里希特的地址。我当然知道这是故意干的啦，但我装着特别惊讶的样子催古先生赶紧把这张倒霉的纸条撕掉。

    “我继续装着压根儿就不知道你们会失踪的事情，不过看了那张纸条，我脑子反而转了起来。古德施密特先生，我说，我好像突然想起来这地址是怎么回事了。啊，我现在全记起来了大概六个月前吧，有个高级军官到办公室来过，看上去他跟弗兰克先生关系很不一般，还说过有事一定要找他帮忙的话。他就驻扎在马斯特里希特。我看他肯定是说话算数，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弄到比利时去了，再弄到瑞士。不管哪个朋友要问起来我会告诉他的。当然了，千万别提马斯特里希特。“讲完这些话我就走了。现在大部分你的朋友都晓得了，因为我自己就碰到不同的人跟我讲过好几次。”

    这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