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强制令。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还是依我的方式做，如果有必要，我会撞开他家大门。”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目的是以“正常”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在此环境下，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

    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即时服务中心”街头服务所，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c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只要来过这类地方，就会一再地上门。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罗杰斯说：“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并持续定期调查他。除非你康复，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

    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在最实际的层次上，它的财政并不稳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就算是在比较开放c富裕的地区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也需要有宽容心。鲍伯威斯议员说：“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情形就不同了。”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以及对不期而遇c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他已经采用了“萝卜与大棒”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罗杰斯模仿了西泽查维斯的“农工联合工会”的运动模式，事实上，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大部分是为了生计。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这促使医院关闭。罗杰斯说：“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c积重难返的地方，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

    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都有条件与范围。追究到最后，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除非我们相信，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则我们就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