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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坏的感觉不会再回来了。”萝莉微笑着,然后感叹地摇摇头。“要不是米兰达医师,我可能还躺在家里的床上,不知道能否活到现在。”萝莉接受的治疗不包含精神药物治疗,也不完全是以感知模式为治疗方法。那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她的蜕变一部分是医生慈爱的关怀给予了她温暖。就像柬埔寨的法莉侬观察到的,爱与信任就是最好的解药,知道有人关心你的问题,就足以打动你的内心。萝莉陈述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当她知道自己的问题叫忧郁症时,就感到宽心了。虽然米兰达说萝莉“显然”有忧郁症,但已有如此严重症状的萝莉自己却不清楚。描述出她的病症,就已经跨出康复的第一步。把病症命名c描述出来,就可以抑制它:忧郁症这个字区别了萝莉的疾病与萝莉的人格。如果她身上受人憎恶的东西可以集合在一起,看成一种病,而剩下来的好特质就是“真的”萝莉,这样就更能让她自己喜爱真的萝莉,让真的萝莉面对折磨她的问题。有了忧郁症的概念,就等于掌握了一种有力的社会语言工具,分离出较好的自我,并赋予权力,这正是受苦者所渴望的。虽然与人沟通的问题人人皆有,但贫困者特别严重,他们缺乏词汇这就是为什么像集体治疗这么简单的工具却可以大大改变他们。

    由于贫困者很少接触到心理疾病的词汇,他们的忧郁症很少被人清楚地觉察到。人生的失败对中产阶级忧郁症意义深重,但贫困者却不太可能自觉地去感受强烈的罪恶感。他们的症状通常表现在身体上:失眠c疲累c虚弱c恐慌c无法与他人沟通。这使他们更无法应付身体的疾病,而生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轻微的忧郁症变得更剧烈。要是贫困的忧郁症者如果去求诊,为的多半是身体的小病痛,而许多小病痛是严重心理疾病的症状。“如果贫困的拉丁裔妇女像是得了忧郁症,”密西根大学的胡安洛佩兹曾为贫困的西班牙语系忧郁症族群做了大量心理医疗的工作,他说:“我会给她服抗郁剂试试看,把这些药说成是治病的补药,等到药效发挥作用了,她就会很开心。她不觉得自己患了精神病症。”萝莉经历的病症也超乎她的认知,因为发疯严重的幻觉性精神异常是她唯一理解的心理疾病。她对令人衰弱的心理疾病毫无概念,不在她所知的词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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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节:女性患者的故事1

    女性患者的故事

    露丝安詹尼生出生在维亚尼亚州乡野的露营拖车里,长大后是个戴着眼镜的胖女生。十七岁那年,她怀了孕,那个男友是与她同校的辍学生,几乎目不识丁,她也退学与他结婚。他们的婚姻是场灾难,她外出工作勉强够家用,但生了第二个小孩后,两人离异。几年后,她嫁给工地的机器操作员。她一直想拿到卡车驾驶执照,但结婚不到半年,她丈夫说她的职责是在家照顾家庭和丈夫。她生了两个小孩,露丝安试图让收支平衡,但两周赚的两百元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即使是加上粮食补助费也还是不够。

    她开始变得情绪低落,在第二次婚姻的第三年,她丧失了所有的活力。“我只是下定决心,嗯,我要在这里,我要活着,这样就够了。我有老公c有小孩,但我没有生活,我差不多是整天都觉得百无聊赖。”露丝安的父亲过世后,她觉得“什么都完了”,她说:“这是忍耐的极限。我爸爸从不打我,他不会打我的身体,而是伤我的心。即使做得再好,他从不会称赞一句,只会老是批评我的行为。我猜想,要是不能取悦他,我这辈子就一事无成。我觉得他从来没有真正满意过,但是我再也没机会取悦他了。”露丝安细述着她的人生,在我面前哭了起来,讲完自己的故事时,她也用完了整盒面纸。

    露丝安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医学术语来讲。我怎么样都使不出力气,愈来愈胖。我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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