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c医疗甚至住房。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第十节悲剧和闹剧历史轮回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必然令后人惊奇的现象台上的官僚和台下自命清流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几乎对经济问题有完全一致的认识。官僚们循序渐进，逐步把国有资产分光卖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知识分子高喊明晰产权，力图证明私有制的效率是财富的根源。对于最终把中国经济导向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这个长远目标，双方没有任何分歧，双方激烈争论的只是市场化的具体手段应该是稳扎稳打还是雷厉风行，剩余国有财富的分配是侧重公平还是效率，或者是分配者自身的利益。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明确指出了中国的近期走向。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历史阶段相比，中国朝野内外对变革目标的高度认同，变革方向的稳定是不同寻常的，但起码在中国历史上，这并非是第一次。

    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c革命派c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只是在具体如何宪政，宪政速度多快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始终不能深入认识到大工业时代的立国之本，因此，最后无论是哪一派胜利，终究脱离不了向外国借款求援，建立依附于外国大资本的经济体系的道路。相隔一个世纪，历史的轨迹竟如此相似，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集团利益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尽管今天的精英们官僚和文士想方设法论证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史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敌人，然后用西方历史的模型来论证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源于缺乏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精神，但所有这些论证都不愿意用数字和调查来证明自己的圆满。事实上，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地区相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和平等，但这并没有导致中国产生工业革命和繁荣富强。

    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以前，相对简单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使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艰难的交通会限制交换的产生。中国文明独处旧大陆东端，既不至于因无法与其他文明接触而落后，也不至于因为太多的文明冲突而无法稳定，长期滞留在封建军事阶段，因此最早消灭了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高效的中央官僚政府，允许农户和手工业者自由经营。但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产生了惰性和固化的制度。而农业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也使政府对扩张和冒险失去兴趣。儒家士子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宗旨，远离具体生产，把人伦的“道”作为唯一而又至高无上的目标。当然，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儒家官僚不能未卜先知，对于他们和那个农业时代而言，中国的社会是最完美的制度。

    在19世纪初，旧大陆的技术积累冲破了工业革命的门槛，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西欧这个相对落后的世界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中亚东欧本来也可能产生工业经济的竞争者，但由于与西欧距离太近，工业革命之火被及时扑灭。只有日本，在与西欧相似的落后体制下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又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受到遥远距离的保护而获得发展机遇。最终成为落后国家中唯一的幸运儿。而中国虽然富饶强大，却因为自己的惯性而拒绝了工业化的机遇。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落后，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痛苦，不应该由任何个人负责，这是历史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