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甲午战争前，清国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4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2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随着对外战争不断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相继签定，割地赔款，出让各种利权，中央政府可供支配的财源越来越少。而各种近代事业都委托外资建设，出让更多利权，形成恶性循环。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近代工业中所的比例如下，制造业42，矿业50，铁道95，航运74。再考虑到进口的重工业产品，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近代产业。特别是作为近代产业灵魂的金融业，完全由外国控制。到了后来，中央政府的收入连维持自身运转都非常困难，辛亥革命后，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需要出让利权从外国借款维持中央政府，最后袁世凯胜出，获得善后大借款。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需要列强的资助。地方实力派也接受列强资助。列强分赃不均，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军阀言听计从，因此内战不断。政府没有社会剩余可供中国工业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依附化，政治买办化。无论怎么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无法实现中国国防自立，经济自主，只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武士作为特权阶层被消灭了，但他们有知识和组织，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虽然曾经有政治和军事特权，但经济地位并不高，大部分演变成产业工人或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员，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人力基础。部分武士地位上升，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由于幕藩时代的激烈对抗，武士养成了“国藩益优先”的思维习惯，清楚只有组织才产生力量，讲究国家自立自强，推进国产化，即使在野的反对派，虽然强调自由民权，但在对外政策上比政府更加激进野蛮。另外一部分武士成为资本家管理者，由于武士具有身先士卒的武士精神，和相对灵活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的高中级干部能够深入生产第一线，查找和解决问题，“现场主义”使日本的技术力突飞猛进。武士需要真刀真枪争论，养成了认真踏实的学风，容易接受新事物，顺利接受了西方的“可重复c可检验”的科学思想，能够仔细考察西方的做法，直接学习西方的实质优点，不重形式。

    文士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虽有知识但没有组织。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经济富裕，不大可能成为产业工人或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中国工业化缺乏人力基础。文士读的是圣贤书，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使国家依附化买办化。文士远离生产，“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不与生产相结合，轻视体力劳动。到了时代，知识分子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迫害，导致中国的技术力停滞不前。文士的知识c文化c哲学思想都是在漫长稳定的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当时很适用，但在大变革的时代，这些都不适用了。

    日本资源匮乏，土地狭小，而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却人数众多。幕末开港，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导致资源大量外流，物价飞涨，武士生活困苦。断绝了下层武士们在世界大循环中帮助外国资本剥削本国劳动力，获取富裕生活的梦想。武士们认识到日本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能够自力更生，去拼搏去奋斗，自己逃生是不可能的。中国则不同，地大物博，而作为统治者的文士却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中国也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虽然资源大量外流，但换来的西方高档消费品极大改善和丰富了文士们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富裕。于是文士们心甘情愿地参加世界大循环，国际分工。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