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c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文史第二十八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c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c羽猎，司马相如子虚c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c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c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c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c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礼乐第二十九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c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