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