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c辩护状c申请书c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