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组织经济的方式，反映了统一国家组织经济的模式：强有的中央控制使贸易得以安全进行。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全国贸易不能正常运行时，这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体是自耕农。中国社会里有两条大的分界线。一条界线是有土地的农民哪怕是一小块土地和无地农民的界线。自耕农尤如是船长：无论他占有的是大战船还是小驳船，他总是一船之长，总是有别于水手的；同样，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他总是觉得要比雇农高出一头。另一条分界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匠与仕宦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因为中国农民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最穷的士子乡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作法取了个名字，叫做“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入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间。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此一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c府试c会试c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