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情况在大多数工业国内都很相似。在美国，当人们在1964年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被问到“你有多少时候相信联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76的人回答说“始终信任”，或者“大部分时间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进行的民意测验却表明，这一比例已经骤然降至25。在那些明确表示继续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过去的总统大选中参与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态度的人中仅有35参与了过去的大选投票。年轻人对于议会政治，比年长的几代人持更为保留的态度虽然年轻一代对“亚政治”的各种问题比他们的长辈怀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出生于1910年至1940年之间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参加投票选举。十一个西欧国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进行的内容相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赖在六个国家中已经下降，在四个国家中虽然保持稳定不变但信任度本来就相当低，只在一个国家丹麦有所上升。人们并非仅仅是对政治家的信任比从前减少了，他们对于其他权威人物例如警察c律师或者医生的态度同样也是如此

    。

    “挑战者党”一直在寻求通过直接对正统的政党展开攻击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这类情绪。绿党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提出了分享权力的挑战。这两类政党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并且都立场鲜明地反对既有的政党和政府系统。就以1998年为例，绿党在十一个欧洲国家的国会中都拥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具有多样化色彩，在某些国家中他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0。例如奥地利的“争取自由党”freiheitlichepartei，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c西班牙c荷兰或挪威却并没有出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党今后将获得比它们目前所得到的还要多的选票，虽然这也会将他们置于权力行动主体的地位。就像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团体一样，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把各种问题推进政治议程，并且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斗争提供具体形式。如果极右的政党和运动真的变得超出了少数关注之外，那么它们将必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绿党引发了绝不能被忽略的c对社会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有了历时十年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吸取生态方面的思想。“即使是从对立的那一方来看，许多国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对于各种新问题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困难部分地是由于，与之相关的知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实际上是分裂的。这就如置身于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筑里一样，在那里，陈旧的左派观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选择一直未能形成。

    “亚政治”到底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治与政府更为传统的领域呢贝克正确地提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运动c单一问题团体c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作好向它们学习c对它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c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动。

    但是，关于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c或者能够居于政党的位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虽然民族一国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变它们自己的形式，但两者在当今的世界中均有着确凿无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在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仍然如此。1989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至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