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范围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就会发现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选票都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的了，而且已经从左一右两极格局转变到一种更加复杂的图景。以往把选民划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一条经济轴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而自由论与威权主义c“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对立则日趋尖锐。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时c如领导风格现在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存在着各种政治支持的两难困境，但同时也存在着新的达成共识一nsensuildg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即使是在瑞典，这个曾经在投票上受阶级地位影响最明显的国家之一，可预期的来自特定阶级的票数也已经从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舆论对选票的可预期的影响力在此期间则稳步上升。瑞典的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是受阶级地位影响最小的群体。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这些变化并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边缘。到1998年中期，社会民主党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联盟已经在英国c法国c意大利c奥地利c希腊c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执掌了政权，它们在东欧诸国的影响也日渐提高。

    尽管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社会民主党至今仍未创造出一种新的c前后一贯的政治观点。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者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的对立面。既然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c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会民主主义，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一位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方式说道：

    着手进行政策评论的决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作出的：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描绘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它知道，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种变化本身却使得重新定位变得异常困难。科学没有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诊断。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很难产生共同的理解。

    面对这种情景，我们怎样来描述“第三条道路”呢这一语词似乎早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就已经在右翼群体中流行。但是，使用这一词汇的最主要群体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战后时代的早期，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显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c又不同于苏联的的独特道路。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于1951年重新创立时，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立场。大约二十年之后，正像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样，这个词汇主要被用来表示市场社会主义。80年代末期，当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经常性地提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政治纲领上的一次重大更新，这可以算作这一术语的最近版本。

    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最近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市莱尔的口中说出时，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美英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