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机移至眼前，瞄了瞄，然后退靠墙壁，揿了快门。照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再来一张。”帕特里克说。

    卢斯按他吩咐的又照了一张。起初卢斯不同意冒这个险，说需要老板批准。帕特里克生活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处，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还学会了操几句西班牙语。对于卢斯说的话，他几乎都能听懂。而卢斯要听懂他的话，则比较困难。

    但关于“钱”的语言是相通的。终于，卢斯明白了帕特里克所说的他将以500美元作为他照相服务的回报的意思。他同意买三架一次性的照相机，拍摄近百张照片，然后连夜送去冲洗，并将冲洗出来的照片藏好，不让医院的人知道，直至他告诉他该怎么做。

    帕特里克身上并没有500美元，但他设法让卢斯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像外面人所说的那样坏。他一回到美国，就会寄钱来。

    卢斯不大照相，也不擅长照相。每次拍照，帕特里克都给予合作。他们近距离地拍摄了严重烧伤的胸脯和大腿，拍摄了伤痕累累的两只手臂，还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全身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拍摄得很快。此时差不多到了中午，另一批护士来上班了，过道响起她们滔滔不绝的说话声。

    卢斯午休时离开了医院，并将那些胶卷交给一家照相馆冲洗。

    在里约热内卢，奥斯马尔以1000美元现钞买通了伊娃那个法律事务所的一个低薪秘书，让其密告所内最近流传的一切小道消息。闲言碎语并不多。几个合伙人几乎没有透露什么。不过电话记录显示，该所曾接到苏黎世打来的两个电话。根据苏黎世那个电话号码，盖伊从华盛顿查出打电话者在某家旅馆。此外他再也查不出什么了，瑞士人一般是很谨慎的。

    该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对伊娃的失踪并无耐心。不久他们私下里的不满便成为会议桌上的正式议论了。她第一天来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又来了一个电话，此后便杳无音信。她声称乘飞机赶去会面的那个神秘的委托人无法得到证实。而原先的一些老委托人又不断地询问和抗议。她已经错过了那么多的约会c会议和最后期限。

    最后，他们决定暂时将她从该法律事务所除名，等她返回后再作道理。

    奥斯马尔一伙人日夜盯梢伊娃的父亲，把这位可怜的老人折磨得坐卧不安。他们监视他公寓的门厅，跟踪他的汽车，在伊帕内玛大街人流如潮的人行道上紧追他不放。他们甚至还放出风声说要劫持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以期迫使他说出女儿的去向。但他很谨慎，从不单独露面。

    兰西第三次去特鲁迪的卧室，终于发现门没上锁。他悄悄进了门，手里拿着一颗镇定药，还有一瓶她喜欢喝的爱尔兰产的汽水，每瓶售价四美元。他走到床前，默默地坐在她旁边，把药丸递给她，她接过药丸，吞了下去。这是她不到一小时内所吞的第二颗药。然后，她呷了口汽水。

    一小时前，警车载着那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离去。两名警察逗留了20分钟，向他们问这问那，显然无意马上提出起诉。一来这是私人住宅，二来新闻人员已被告诫不要前去打扰。加上该记者所在的那家杂志又是北方某地一家低级出版物，完全没有影响。看来他们对兰西的动武还是表示同情，甚至怀有敬意。为防万一，他们要了特鲁迪的律师的姓名。兰西威胁说，如果对方硬要拖他们上法庭，他就反过来告其私闯民宅。

    两名警察走后，特鲁迪发了火。她恼怒地抓起沙发上的软垫扔进壁炉，吓得保姆领着孩子奔出了客厅。然后，她瞥见兰西就在身边，便拿他当出气筒，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原因不为别的，就为一连串的打击帕特里克的消息，保险公司的诉讼，法院的限制令，记者的蜂拥而至，再就是兰西在游泳池边揍了一个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