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表来看，就只有忧没有喜了。开源节流，我们从一开始就提这个口号，源也开了，广告经营都在增长，流也节了，能不换的办公设备都没换，可我们的局面为什么还是这样不容乐观？今天召集大家开会，也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报纸下一步何去何从？”

    汪姗姗接过他的话，冷静地说：“我们的报纸现在每份印刷成本是两块多，而批发出去的价格是六角五，这直接亏损就是接近两元。现在每期增长两千份以上，四期就增加了一万多份，光发行增长这一项造成的亏损就是两万多元。如果再算上基本发行的那部分亏损，每个月算四期，就是二十二三万。再看我们的广告，表面上是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可是我们的基数很低，一个月就只有十来万，增长后也不过十三四万。这些都还不算我们的办公成本和人员工资。所以，光看报表上的数字增长，的确乐观不起来。”

    “但从办报的角度来说，这仍然是乐观的。发行的增长，说明看好这份报纸的人越来越多；广告增长，说明这份报纸对客户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因为发行增长加剧了我们的印刷亏损就加以控制，发行量小了，印刷成本降低了，可是它的市场影响肯定也跟着下滑，客户更不可能多投广告。”钟勤希望他们乐观不起来的同时，看到报纸内容上的进步。

    “小汪分析的是客观数据，说明我们为什么有了进步还老是亏损，而小钟说的正是经营报纸常见的一个悖论：发行增长，成本增加，影响增大，但亏损却加剧。这原因很简单，都是因为我们的发行是亏损的，而且是严重亏损。年初的时候，我跟小汪去香港考察，当时回来之后也跟大家有过交流，不过那时候没想透彻，现在想来，也许我们可以借鉴一下香港模式。”东方石点燃了烟，慢条斯理地进入到“青年导师”的角色。

    “老大，惠泉永远没法跟香港比！要是咱们的报纸拿到上海、广州，说不定都是一份好报纸，但是在惠泉，却连女报、《尚报》都不如。”黄小丫小心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闭上眼，轻轻地摆摆手。“你先听我说说这香港模式。小汪也知道，我们去拜访了一家传媒集团，人家一共经营了八份杂志，全是周刊和月刊，每一份都针对不同的细分人群，有专门给白领看的，有专门给学生看的，有专门给时尚女性看的；每一份的发行量都不大，多的有一两万份，少的只有三五千份。因为它们的读者细分了，影响的客户也是细分到各个行业去了，所以每份杂志的广告经营都很不错。那个老总介绍说，八份杂志只有一两份还没盈利，但经营也都接近保平。你们说报纸的发行要越大才越有影响，客户才会投放，那只是针对大型综合性媒体而言，如果我们真的把《玩物报》的定位缩小一点，就针对某一类人群，它的行业影响力势必会比现在更大，经营也能更有的放矢地去做，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设，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沉默了。尤其对于刚把定位调整到跟两个月前的改版要求差不多的他们来说，老大这个灵光乍现的假设让他们感到又一次惶恐和不安。《玩物报》在创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月一次大调整，一个月一次小调整，定位也从最初的纯粹休闲娱乐小报到了城市文化周报，所有为老大一个假设或一个心血来潮的改版念头折腾来折腾去的人们，已经有些疲了，有时也深感力不从心。

    东方石很了解她们这种习惯性的沉默，她们可能不敢贸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又暂时没找到可以敷衍他的好办法。他从来不跟这群女人计较，因为在他眼里，她们四个人的智商相加，也未必高过自己的智商。她们也许是不错的执行者，但绝不是能共谋大事的能人。因此，他只需要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阐明自己的想法，她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提出执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