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时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选民力图获得的,并且在他的职业中以不停顿的和成功的工作而不断更新的自信,被一种谦卑和克制的态度取代了。这部分地是情感刺激完全导向精神体验的结果;部分地是路德宗忏悔制的结果;尽管虔信派时常怀疑这种制度,但一般地讲,它还是被容忍了。所有这一切表明,路德教特有的救赎观念的影响在于罪过的宽恕,而不在于实践的神圣化。成系统的c合乎理性的c为获得和保持对未来来世得救的确知的斗争,现在被与上帝相一致相合一的体会的需求所代替。这样,追求现世享乐以阻止合乎理性地组织经济生活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宗教生活领域中也同样存在。
因此,很明显,把宗教需求导向现时的情感满足不可能发展出如此有力的动机来使世俗活动理性化,正如加尔文教的选民以其排他性地深思彼岸世界来确保恩宠状态的需求一样。另一方面,这种做法,较之于正统路德教徒那种实际上束缚于圣经和圣事的传统主义的信仰,更加有利于宗教有条理地渗入到行为之中。总的说来,虔信派,从佛兰克和斯彭内尔到亲岑道夫,越来越趋于强感的方面。但是,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某种内在发展规律的表现。差异来自这些领袖所处的宗教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这里,我们尚且不能进入这一问题,也不能讨论德国虔信派的特点如何影响了它在社会和地域上的扩大。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这个强感的虔信派当然是逐渐地变化c走上清教选民的道路的。如果我们能够,至少是暂时地,指出这种差别的实际后果,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虔信派所赞同的那些德性更多地一方面是忠于信仰的官吏c职员c劳动者c或家庭工人的德性,另一方面是带着虔诚的谦卑的以亲岑道夫的方式主要地还是家长式的雇主的德性。比较起来,加尔文教似乎更紧地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那种严格的守法主义和主动进取心相联系。最后,纯情感形式的虔信派,如同里敕尔所指出的,是有闲阶级的一种宗教业余爱好。无论这一描述怎样远不详尽,但它还是有助于解释在这两种禁欲主义运动各自影响下的民族在特征包括经济特征上的某些差异。
循道宗
一种富有情感却依然是禁欲的宗教类型,与那种对加尔文教禁欲主义教义基础的日益增长着的冷漠和否弃的联合,也是与欧陆虔诚派相应的英美运动的特征。这一运动称为循道宗。“循道”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它的信徒的特点就是:具备有条理的c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certitud一satis。这从一开始就构成了这一运动宗教渴望的中心,并一直延续下来。无论循道宗与德国虔诚派的某些流派有多么不同,他们之间有关系是肯定无疑的。这首先可以从他们都将条理主要用于产生皈依的情感行为这一点中看出来。在约翰卫斯理身上被摩拉维亚弟兄会和路德教派的影响所唤醒的对情感的强调,使得一开始就看出了它在群众中的使命的循道宗带上了强烈的情感特征,这在美国尤为突出。在一定的环境之下,忏悔的实现含有如此强烈的情感斗争,以致于往往会出现最激烈的颠狂状态。这种情况在美国常常发生在公众集会的场合。这就构成了对上帝的恩宠的不该有的占有的信仰的基础,同时也就构成了对称义和宽恕的直接意识的基础。
现在,这一情感型的宗教已经同被新教打上恒久的理性烙印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念结成了一种独特的同盟,尽管这一同盟内部还存有不小的困难。首先,和加尔文教将任何情感的东西都视为幻觉式的东西不同,“唯一的确定性”的唯一确实的基础在这里从根本上被认为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而这是从对精神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