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然地说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问题。以这样一种泛泛的说法来概括两者的区别，不足以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更不足以说明过去的实际情况。然而，如果有人想以这种区别说明问题，那么另外好几种见解便会同时出现，并与上述区别结合，提出这种推测：在以苦修来世c禁欲主义c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从一种极为表面化的观察出发，看到许许多多最重基督教虔诚的精神形式的代表人物竟出自商业圈子，尤其是很多最热切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这确实会令人感到出乎意外。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应，而且正如阿西西人弗兰西斯francifassisi一样，许多虔信派教徒也这样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同样，大资本主义企业家中有这么多的人包括西塞罗兹都出身于牧师家庭，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禁欲教养的反应。然而，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c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c同一些群体身上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这些情况并非是孤立的，这些特征在新教历史上是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法国胡格诺教会或任何其它新教信仰很少和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息息相关，其皈依者中修道士和经商人员商人和手艺人的人数却特别多在宗教迫害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很有独特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非常典型的。甚至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邪说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促进了贸易，而这种说法同威廉佩蒂petty勋爵在探讨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原因时所发表的见解正相吻合。哥赛因g一the曾恰如其分地将加尔文教徒在各地聚居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也还可以把这些共同体所具有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甚或离乡背井对于打破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看作决定因素。然而在法国，正如我们从科尔贝特lbert的斗争所知，甚至在十六世纪时情况就已如此。连奥地利都直接输入新教徒手艺人，就更不必说其它国家了。

    但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派别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即使在德国，加尔文教的影响也是最强的；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hal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大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苏格兰有博克buckle，英国诗人中有济慈keats，都强调过这些同样的关系。极其有必要提到的是一种更为惊人的结合：即在一些既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世的派系中，特别是在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结合了起来，公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起过的作用在德国和荷兰便由门诺派承担。在东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对门诺教徒手下留情，是因为他们虽然断然不肯服兵役，但对工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只不过是很多能说明真相的事例之一，但联想到这位君主的性格，也未必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例证。最后，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结合，也充分体现在虔信派教徒身上，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

    应该提到的还有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在这一纯属导言性质的讨论中，无须堆砌更多的例子。这为数不多的例子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