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并因此演化成离与合，由此也不能说朋友之间加进钱这一媒介就一定不好。
我从来不向朋友借钱，但也从来不借给朋友钱。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不想和任何人的关系搞得太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像我这样的人要想从别人那儿弄到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那只能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种合理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盘根错节c错综复杂的非正常关系。
斗焕离开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实际上，这个辞呈我写好后压在抽屉底下已经一年多了，没想到它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当然，写张辞呈放在抽屉里，也有一种想以此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心理，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守在同一个地方不动窝的无能之辈。日复一日部长对我越来越不满意，经常是牢骚满腹，时不时地用手拍我的桌子，对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以前，每天下班的时候，总要嘀咕一句：“看来这张辞呈今晚又得睡一个安稳觉了。”现在就不同了，“逼宫”逼得我不能不走了。当然，部长每次敲的都是桌面，并没有看到抽屉里还另有玄机。他的行为就像要我赶快把这张辞呈交出来似的，桌子敲得一阵紧似一阵，脾气发个没完。终于，这一天我拉开抽屉，十分平静地把辞呈递给了部长。
我在公司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摄影工作室董事祖鞠打来的，他说，杂志马上要创刊，要我在两个小时内走马上任，去当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刮起了这么一股“经理”风，“经理”多得一伸手就能逮着，升洲刚当上松岳企划兼平山娱乐公司的经理，我还没上任就有了经理头衔。我刚放下祖鞠的电话，升洲就来了电话，似乎很兴奋，他说：“我们钓上了个大鱼，他是巴西侨胞，一个事业家。我们要在巴西办的事他答应给我们出资，而且还要搞一本以侨民为对象的会刊，办会刊的事我们想委托给你。”
“这个侨胞是干什么的”
“搞汽车进口，也搞业务咨询，他的业务范围很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巴西侨民社会的一个大腕儿。”
一听这话，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像个大腕儿，而像个掮客。在侨胞事业家中有不少人是做中介生意的，这种人往往先在国外搞一个关系网，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在故国有影响的人物，就在手里握上好几个媒体，让这些新闻媒体替自己创牌子，打天下。在自己要参加大选，或者是什么新的业务要开展的时候都由传媒当开路先锋。我在1988年受专门从事公司刊物代理的朋友委托，曾经搞过一本16页的杂志月刊韩国幸福时光创刊号，这是应国内举办奥运会的特殊需要而由一个旅美侨民创办的，他想以此为契机在故国扩大地盘。这本杂志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可印在名片上的头衔什么什么媒体的发行人却赫然在目，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恐怕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吧。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假如你对人说，什么什么事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不管怎么说别人都不会相信，可被当作新闻报道登在报纸上，就一定会被认为是真的。就像侨民社会一样，他说在那个国家干过什么，只要通过媒体在另外一个国家公布出来，就没有人不信以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大大提高个人的可信度。一个社会越是疏于管理就越会缺乏信任，互相产生警惕之心，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里却更容易产生骗子。要是祖鞠和升洲也能受骗，说明这个骗子绝不是业余水平。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和祖鞠及升洲这类二流人物穿一条裤子。一是觉得，让我去敲上了二流钓钩的三流骗子的竹杠，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二是我不愿意被永远捆绑在二流骗子的战车上。尽管我是一时冲动递交了辞呈，事后为此紧咬嘴唇后悔过，然而目前既已经和他们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