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穷年皓首奋斗于举业，屡次场屋蹬，至死执迷不悟的原因。

    既然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一为塑造完美的人格，那么对德育方面的教育就格外的看重。比如对学生学礼c乐特别强调，包括洒扫庭除，人际关系的修养等方面都是学习的范畴。教育变成对完美人格的塑造，是典型的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只有农业文明，其社会

    形态所受到的冲击才相对较少，也非常注重经验的获得和传递，注重经验获得和传递，必然注重一种长幼尊卑的秩序。要维持这种秩序，必须对人进行非常强大的教化教育，让他们知道这样一种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宗法一体化社会，必然所采用的教育目标。这种教

    育培养目的，会有一些浃肌澈骨的负面影响，举凡“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与后来的“人之初，性本善”，共同铸就了中国道德的基石，同时也天然地扼杀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制教育的成长，使得现今我们的教育在应对二十世纪的急剧变化时，深感被动，而难以从泥坑中自拔

    。小而言之，从现今的德育教育即可具体而微地观察到，德育教育空洞，废话套话多如牛毛，越是玄不着边，不能证明的大道理，越是被我们奉为经典来恪守，你只管遵守而不能怀疑，更不能批判，用死的道德框架来将活人给约束住。而在法制教育方面则十分贫乏，社

    会它不可能将法律制订得非常理性而细密，如果他仔细贯彻，并认真遵守其所制订的法律条款，那么感到不适应，不是民众，而是无恶不作的统治者，因此法律的解释，朝令夕改，于他们都是家常便饭。只要是束缚了他的自由，限制他的利益，那么这些法律条文，就会成为

    废纸一张，一个没有制衡的政权，一个人的权利无人制约，必然导致法律之乌有，即或有也会产生司法，不可收拾，法律的尊严，变成一个交易的工具，其尊严便丧失了意义，法律甚至由此走向它的反面，法律甚至是不能维护法律本身，其正当性和对社会诸关系的控制

    力便丧失殆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道德至上主义者就趁机攻击法律存在的必要性，所谓“法律滋章，盗贼多有”。

    既然社会的现实，不能促使法律真正以个人为本，以所有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进而朝着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向前健康发展，那么统治者要维持其统治，就极力强调道德的作用。明眼人都知道，道德是不能包医百病，在很多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健康而民主的话，它便无

    法越俎代庖，即不能处理法律应该处理的事务。那么社会就能越俎代庖吗表面上好像是做到了，其实这些大言欺世的而非从现实需求中诞生的道德，会产生脱离实际，扼杀人性的伪道德。譬如“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本人也未必相信这虚假不堪的劳什子，他教别人

    这样做后，他就会从中得到自己的利益，当时及后世的统治者便把他的四书集注作为“钦定”教材，使其广为流布，统治者为其立庙，吃到了冷猪肉。别人的欲灭时，正是他的欲得以大大实现的时候，也许他心中并无此念，但是他造成的客观效果，却使人无法不去“反推”其欲。这样就导致了教育与现实社会的严重脱节，因为现实正如太史公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教育家杜威倡导的“教育即生活”相去何其遥远。而那些教育你的人，却要你闭目塞听，变成聋子瞎子哑吧，只管相信其教导的伟大，于是就有人教导别人去当烈士，他去拿烈士拚搏后留下的好处，因为教导别人捐驱是不费什么油盐的；有人教你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此词用来修饰人，连基本的逻辑都讲不通的人，而他本人却反之。这就是庄子说的，圣人是强盗的响箭。圣人的冲锋号一吹过，强盗就从后面跟过来，捡了一系列的好处。所谓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那种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