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对手各自忙于应付国内的挑战。而伊朗在2009年国内发生了争取民主的运动后迅速采取行动，成功地镇压了反对派。伊朗领导人在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仍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即使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同时，西方公司为了寻求投资的机会仍争相讨好伊朗的领导人。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伊朗边境上逊尼派“圣战”运动的兴起反而可能会促使伊朗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但伊朗政府同样有可能认为战略形势在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认为它的革命道路走对了。至于伊朗在这两个可能中选择哪一个，将由伊朗对自身利益做了盘算之后决定，而不以美国先入为主的看法为转移。

    直到本书撰写的时候，伊朗和西方对于谈判的概念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和欧洲的谈判者对于达成核协议的前景表示出审慎的乐观，在公开谈话中字斟句酌，力图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而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却把核谈判说成是长期宗教斗争的一部分。谈判成了一种战斗的形式，妥协是绝不准许的。就在2014年5月，离临时协议到期仅剩下6个星期的时候，伊朗的最高领袖还如此形容核谈判：

    之所以强调继续战斗，不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好战。在穿越海盗猖獗的地区时，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c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再合理不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以战斗的意念主导国家的内政外交。宣扬对恶霸妥协投降，指责伊斯兰世界好战，这种行为就是叛国。国家在经济c科学c文化c决策c立法c外交谈判等各个领域的官员都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作战，在为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和生存而战圣战是永无休止的，因为魔鬼和魔鬼的盟友阴魂不散。25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从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国际秩序的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的国家政策：严守本国边界，尊重他国主权，愿意结盟实质上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把伊朗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前文介绍的打“圣战”的伊朗。伊朗一些高官行为的改变是受了这三种传统中哪一种的启发如果认为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是心理上的还是战略上的这一冲突能否通过改变态度或调整政策来解决如果需要调整政策，应如何调整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能否调和抑或世界只能等待伊朗的“圣战”狂热逐渐消退，如同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圣战”热情由于力量对比和国内重点的变化而消退一样美伊关系的未来，甚至世界和平，均系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原则上说，美国应做好准备，在“互不干涉”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与伊朗达成地缘政治谅解，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地区秩序的概念。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事实上的盟国。这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历届美国总统经冷静分析美国国家利益后达成的结果。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双方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都反对由一个超级大国统治中东地区那时这个超级大国是苏联。两国都愿意以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原则作为制定该地区政策的基础。两国都赞成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那时经济发展的面还很窄。从美国方面来说，完全应该和伊朗重建这样的关系。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是因为伊朗政府采纳了“圣战主义者”的理念和言辞，并直接对美国的利益及其国际秩序观发动了攻击。

    伊朗如何处理它复杂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如此丰富c政治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家中，伊朗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许是外部观察家所无法预测的，也不受外国威胁恫吓或甜言蜜语的直接影响。但无论伊朗对世界示以怎样的面目，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