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土地和隶农。

    况且，他们在被他们侵入的国土上所发现的奴隶们，大部分或者是战胜者民族的某个部落的人沦为俘虏，或者是这些俘虏的子孙。在征服之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都逃亡了或者是参加了征服者的队伍。

    最后，构成为基督教道德一个部分的普遍博爱原则，是谴责奴隶制的；而教士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对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尊荣的那些格言之中的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以言论来促进这场由历史事件和风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隶制的破坏。

    ［这一变化是人类命运中一场革命的胚胎；它将使人类认识到真正的自由。然而这一变化，起初对个人命运只产生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假如我们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们今天对黑人的奴役，那么我们就对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斯巴达人。罗马的显贵c东方的高官显宦事实上都是野蛮的主子。在矿山劳动中，贪婪把他们的残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在各个家庭中，他们的利益几乎到处都缓解了奴隶制。但对土地农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惩处，却是越演越烈，因为法律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价格。依附性几乎是照旧不变，却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帮助作为补偿了。屈辱虽然少了一些，但是骄横却更加肆无忌惮。奴隶是一个人受到偶然性的惩罚而沦入一种状态，而战争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种状态。农奴则是一个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阶级中的一个个人。

    ［因此，我们主要地应该是从其遥远的后果来考虑家庭奴隶制的这场灭亡。

    所有的野蛮国家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的体制：有一个被称为“国王”的共同领袖，他有一个议事会，他宣布判断并做出决定，而若加以拖延就会有危险；他有一个由一批特殊的领袖组成的会议，一切有点重要性的决策都要向他们咨询；最后，他还有一个人民大会，在那里讨论有关全体人民的问题。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这三种权力的权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们职能的性质来区分的，而是由问题的性质c而尤其是由公民群众所赋之于其上的利益来区分的。

    在那些农业民族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在异族的领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间，这些体制要比在游牧民族中间，采取了一种更经常c更巩固的形式。何况，那里的国家是分散的，数量相当多的露营地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国王的背后就没有一支经常是聚集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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