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和自然界之对抗我们努力的全部阻力进行作战。促进科学研究的著作c解说其中疑难的著作c以更简便的各种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c那些观察的细节和那些常常可以阐明结论错误的发展以及读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还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写者或读者。

    因此，科学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使它难以进步，甚至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就不可能再维持它自己井抵抗把它迅速引向衰落的那种倾向了。于是，我们就不必惊异，在发明了印刷术以后，基督教就全然无力阻碍科学再度焕发出光辉来，尽管它当时有力量足以耗尽科学的余烬。

    即使我们从中除掉只在雅典繁荣过并随着雅典而灭亡的那种戏剧艺术，还除掉那种只是呼吸在自由空气之中的雄辩术；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字仍然长期保留着它们的光辉。卢奇安和普鲁塔克是决不会使亚历山大的世纪失色的。罗马确实是在诗歌c在雄辩c在历史学c在以庄严c以优美c以娴雅对待哲学与科学的枯燥题材的那种艺术上，把自己提高到了希腊的水平。甚至于希腊也从未有过一个诗人是像维吉尔一样地给人以那么一种完美的观念；希腊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和塔西伦相媲美。但是这一光辉灿烂的时刻，却继之以一场一泻千里的衰落。从卢奇安的时代以来，罗马就只剩有几乎是野蛮的作家了。克雷索斯托姆仍然讲的是德摩第尼斯的语言。但是我们在奥古斯丁c甚至于在哲罗姆那里，却再也看不到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了，哲罗姆是不能以受非洲野蛮人的影响作为遁词的。

    这是因为研究文学和爱好艺术，在罗马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人民大众的趣味；这是因为这种语言过眼烟云式的完美亦不属于民族的天才，而只属于希腊语所造就的某些人；这是因为罗马的领土对于文学永远都是一片陌生的土壤，在那里辛勤的耕耘固然可以归化它们，但是在那里它们一旦被委之于它们自己，就会退化的。

    在罗马和希腊，具有讲坛上和法庭上的本领的那种重要性，长期以来扩大了修辞家阶级。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那种艺术的进步，他们发展了它的原则及其精致性。然而他们还教导了另一种被现代人所非常忽视的艺术，而它今天却应该从口说的作品输入到印刷的作品里来。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轻松地就准备好讲演辞的艺术，其中各个部分的安排c驾驭它的方法和善于发挥各种修辞，至少也要使人可以接受；那是几乎临场就能够发言的艺术，而能不使他的听众由于他的思想杂乱无章c由于他的文风混淆而感到疲倦，并且能不以浮夸的文词c不以无聊的粗鄙c不以怪诞的前后不一而使他们反感。凡在一种职位种公共义务种个人的利益，可能要求人们讲话和写作而又没有时间来思索自己的讲话或写作的一切国度里，这种艺术将会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历史之格外值得我们关心，乃是由于现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却似乎只认识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从我们这里谈到了它那史表的这个时代以来，书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时间的遥远已经给希腊早期作家们的作品蒙上了相当多的阴影，使得对那些书籍和见解的研究即被人称之为学术的构成为精神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则挤满了语法学家们和考据学家们。

    在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倾向，是要根据一部书的古老性c根据发现它和理解它的困难程度来衡量其可称赞和可信赖的程度；这种心态并不是要根据这些见解本身。而是要凭其作者的名气来判断这些见解，是要信赖权威c而不是要信赖理性；最后还有那种如此之虚伪而又如此之阴暗的有关人类堕落的观念以及古代的优越性的观念。人们所赋予已成为他们的专业目标那种东西的重要性c曾使他们付出了努力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就一举而阐明了并且宽恕了各个国度和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