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吕梁英雄传的作者在功力上自然比张先生略逊一筹。”茅盾关于，载1946年中华论谭2卷1期。郑振铎则认为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刘对当时的下层社会，各个方面，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在所遭遇的各色人物中，早已抽象出各种典型”。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徐铸成旧闻杂忆张恨水与刘云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是出自不同的“雅化”标准，前者重思想性，后者重艺术性。若就可读性c趣味性来说，沦陷时期的刘云若是要胜过身在大后方的张恨水的。

    北方沦陷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家还有陈慎言c李薰风c左笑鸿等。他们的雅化方向也是力图与新文学拉开距离，思想上强调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谴责西化带来的堕落现象，艺术上致力于情节设计的巧妙和文字描写的生动，实际上是接受新文学的“软件”而拒绝新文学的“硬件”。不过，他们对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充满自信的，刘云若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

    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而忘爱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三六九画报19卷2期，1943年1月6日。

    这意味着，如此“雅化”是否能成正果，他们是比较惶惑的。

    南方沦陷区都市的现代性一般高于北方，作为大众精神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也相对更加趋新求变。予且c丁谛c谭惟翰等新一代作家，已经完全抛弃了章回体，而采用灵活多变的新文艺笔法。曾用“水绕花堤馆主”作笔名的予且，最善于把握上海市民心态，所写大量言情故事，基本都是“”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普通市民的金钱欲c偷，既冒险又胆怯，既真诚又矫饰，都被他刻画得深浅适度，是一种标准的“轻刺激”。予且作品中充满明显的对两性之谜的探讨，叙述者明明在描述着两性之间最隐秘的私事，却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正经面孔，给读者以心理解脱。短篇集七女书，长篇女校长c浅水姑娘c乳娘曲等，都喜欢加入各种叙述干预，如“世界上的女子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嫁人的，一种是恋爱的”女校长，“考虑是最能使人心平气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适当解决的”考虑，这便造成一种“寓意深刻”的阅读迷雾，在阅读情调上雅化了读者。其实，去掉那些中学生水平的“警句”，予且的小说也许会显得真正高雅些。但无奈予且的中学教师职业使他无法压抑那好为人师的，每篇小说都酷似证明某个人生定理的一道例题。而读者十分喜欢那些“人生哲理”，似乎给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圆满的解释。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读者不像以前书场中的听众一样，自以为低俗，而往往认为受过现代教育的自己情调很高雅，手中捧读的是“有社会意义”的严肃高雅作品，正如许多电视征婚者声称“酷爱文学”，手上拿着一本汪国真诗集一样。予且的雅化方向无疑是现代审美情调，只是他的观念和技巧都还不够成熟。

    予且的学生谭惟翰，以及写作“商界小说”的丁谛，都与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题材中加入人生c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如都市的罪恶，成长的艰辛，教育的失败等，都是新文学开发出来c业已推向社会的“名牌系列”。而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创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c变幻叙事视角c现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觉派等留下的遗产。通俗小说的及时推广，起到了提高广大读者审美鉴赏力的积极作用。

    此外的冯蘅c徐晚苹c王小逸c陈亮等人，以娴熟的新文艺笔法，写作刺激性较强的都市文学，以比较露骨的色情描绘广开销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