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捧中国文革的大好形势。我着迷的中国文化他们只字不提。我向他们请教孔子c孟子及中国古典文学，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正在破四旧。为此我特别难过失望。

    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中文也如此，表面看来中文没有动词变化，也没有阴性c阳性词汇及单复数。讲述任何时间发生的事，只需冠上相应的时间副词即可，如刚才c昨天c明天等等。这令初学汉语的西方人兴奋，认为很幸运地躲过了如法文般难啃的动词时态变化。但当他们的汉语真正入门后，就会发现正因为游戏的规则太少，而令外行更加无所适从。英语里有chesepuzzle中国迷宫一词，就是用来比喻晦涩难解的问题，而cheseb一xes是意喻事情太复杂。若西方人听不明白某人的谈话时会说：“你简直是在讲中文。”

    大学毕业后由于我痴迷老庄c陶渊明的修身哲学，我决意模仿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方式，隐居到苏格兰深山乡野里，自己辟了一块荒地躬耕自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我知道两千年前我所景仰的陶兄曾如此这般地融入大自然。我一边务农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c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为报刊撰稿赚取生活费。编辑们对我的英文风格深感惊讶和新鲜，报社来信赞美我“难以想象，如天使般的行文”。我深知那是因为“启承转和”的中文写作玄机启发了我的思维，璀璨的中国文化给予了我享用不尽的灵感。直至今日，我仍坚持用中国文学的技巧逻辑来下笔英文散文。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马礼逊r一bertrrin，他曾于1805年开始随旅居伦敦的广东侨商学习中文，为日后来华传教做准备。1807年，伦敦宣道会差他往中国宣道。由于当时无人愿陪伴马礼逊前往那个遥远封闭的东方，他只得孤身上路。又因找不到肯载他去中国的远洋船，马氏不得不先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洲抵达美国，再从纽约转往中国。从那年1月8日启程，到9月7日终在广州登岸，历时8个月。当时的清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份取得合法居留。马氏期盼进修中文的愿望同样遭遇到艰难，清廷严禁华人将祖宗的文化外传给蛮夷，违者处死。马氏的求学热忱最终感动了他的中国朋友，这位中文老师为免遭一旦被清政府捉拿后的酷刑折磨，每次他登门授课时都身藏毒药，预备危机时刻服毒自尽。此时马氏已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1811年，首版圣经节选出版。次年清政府再颁禁令“凡私刻印基督书籍者斩。”如此险恶的形势下，马礼逊仍执著地于1813年将新约圣经的全译本秘密出版。到1819年时，中文版圣经已印刷了200万册。

    此后马氏旅居澳门，以教授西方传教士中文为业，陆续编撰出版了首部华英字典及中文语法课本。待1824年，马氏回英省亲时得到了英王乔治四世的召见，他呈献上自己翻译的中文版圣经。二年后马氏返回中国直至1834年病逝于广州。马礼逊的中文成就堪称是西方汉学第一人，对于日后中西文化沟通有着不容质疑的伟大贡献。

    前文提到的鸦片战争一书的作者阿瑟韦利arthuraley，他是20世纪初英国了不起的汉学大师。说起韦利对中国产生兴趣还得先提到他的剑桥导师，韦利的老师曾假冒中国人写了本中国人眼中的西方，署名“约翰，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西方”在当时引起西方人爆炸性的好奇，也使得韦利打算进一步了解东方世界。毕业后韦利来到大英博物馆专职负责艺术品，当时大英博物馆乏人研究东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