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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明是非，是警察的事，纪小川自然不会再跟踪采访下去，毕竟媒体不宜卷入是非之中。但透过这一事件，纪小川还是认为有必要做一篇文章，其目的，一是提醒城管队员文明执法，人性执法；二是提醒商贩依法依规经营，自觉维护城市市容；三是呼吁市民理性对待此类事件，避免矛盾激化。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非常正面，也很有现实意义，刊登应该没有问题。沈洁茹看了纪小川写的时评后，也大加赞赏。

    但纪小川没有想到，文章按照审稿程序转到谭知耕手里时，就被他大笔一挥“毙”了，稿件退回。因为市委宣传部对这一类报道有明确的指示，就是慎重处理原则。

    当然，谭知耕也知道，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管”就成了全社会愤怒声讨的对象之一。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因为“城管”管理的对象，大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这些人的公共意识比较淡薄，哪里生意好做，摊子就摆到哪里，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城市交通c居民生活，以及市容市貌造成影响。特别是一些烤红薯c烤羊肉串的摊点，把街道弄得烟雾缭绕的，附近居住的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这种状况，城管不管当然不行。可管吧，这些人又都属于无业游民，其中还有许多是国企的下岗员工，靠这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让摆摊，就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计。因此，一方是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另一方则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冲突就在所难免。

    当然，城管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方法简单粗暴c常常以势以权压人外，一些都市媒体，往往抓住个别恶性案例大做文章，无疑也起了煽动民情c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知耕看来，媒体对负面现象进行报道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映情况，促使相关部门纠正c解决问题c化解社会矛盾，而不能为揭露而揭露。更不能为了新闻效果放弃社会责任，推波助澜，使问题复杂化，矛盾尖锐化，反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实话说，对于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谭知耕是欣赏的。首先，是它的立意正面；其次，是文章有深度。文章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各方的苦衷c产生的后果c造成的影响，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文章建议，在全市集中规划几个摆摊场地，并建立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虽然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还值得认真探讨，但思路很可取。

    但谭知耕明白，如果公开发表此文，就很可能引起大的社会争议，把媒体的眼球再一次聚焦到这一敏感的话题上。话题一旦展开，由此及彼，就很难把舆论局限在某一方面c某一层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在谭知耕的心里，现在的社会太敏感，也太脆弱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形成群体性恐慌事件。例如日本大地震后全国发生的“抢盐风潮”，以及前不久一个地震谎言导致云滨几万市民深夜露宿街头的闹剧，都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年来，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就是由一个点波及到面，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

    因此，理智告诉谭知耕，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还是应该遵循“慎重原则”不发表为好。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文章推荐给市里相关领导或部门。同时，也准备抽时间与沈洁茹和纪小川谈谈，讲清道理。

    然而，还没等谭知耕抽出时间，沈洁茹和纪小川就先后找上门来了。

    沈洁茹的话说得很直白，谭总，纪小川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发稿？谭知耕冷着脸说，沈主任，你也算是老新闻了，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能发？

    沈洁茹赌气地说：

    “我不知道！”接着语带嘲讽，脱口而出，“请问谭总，是不是因为《云滨日报》是党报，所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