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种庞大人群共有的心理。比如北京满族人的特点是‘礼多’，对于汉人礼法的讲究，盯得比汉族还仔细。辜鸿铭热爱慈禧太后，认为最为美丽端庄，但也怕跟满族人交往，举动稍有不妥，立刻招来批评，确实难受。他在《清流》一文中表达了：‘还有比在街上遇上一个满族人更烦的么？’……”

    “为何如此讲礼？因为失落，种族自豪感在内政外战上严重受挫，为心理补偿，以死盯礼数来维护身份地位。焦菊隐导演《茶馆》时，带演员去体验生活，当时还有许多茶馆，茶馆满满堂堂的，整日有人泡着，都是旧时代已失势的人，对新生活茫然无措，一日一日地泡着，相濡以沫……”

    “《茶馆》表现的是礼崩乐坏，清末茶馆还有份文明的气派，人人重情讲礼，坏人干坏事，好人好好活着，两不相涉，一步步到了豺狼当道，好人活不下去，成了薄情无礼的土匪世界。老舍的台词里有‘我爱大清朝’的话，没有过‘爱民国’、‘爱北洋’、‘爱国民党’的话……”

    “老百姓过日子不管主义，只看文明。礼崩乐坏，从‘半年一结账’到‘喝茶先付茶钱’，人情的厚道全无。人对人高度不信任，都是暂时关系，谁活得都没有底气。从一壶茶的规矩，可看出人间气象……”

    “‘礼乐’是一把衡量世情的尺子，老中国人都是看这个，简明而富于智慧。皇帝也怕这把尺子，要以礼乐调理民风，民风失去淳厚，就是统治水平低，会招后人笑话。这是孔子传下的方法，他让自己做官的弟子以此方法处理政务。看礼乐，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我们要以此思维创作电影……”

    “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便是一部礼乐电影，通过一场葬礼，表现世道已败坏。小津屡屡在片中用日本军歌，缅怀未成的侵华战争，但他有分寸，缅怀完了，会让人物说一句‘还是战败了好啊’，以掩盖。以小津的修养，应该是反战的，但他更反感庸俗的生活，他的青年时代在中国战场，先不管理想的对错，起码那样的岁月还是有理想，有理想总比庸俗势利要好啊……这是小津式的感慨……”

    “《东京物语》是家庭伦理掩盖下的战争思考，讲了子女不孝后，突然笔锋一转，让两个侵华老兵相遇了，感慨礼崩乐坏，他们跟《茶馆》里不喜欢民国喜欢大清朝的人物一样，喜欢战时厌恶现代，表达完了后，又做出掩饰‘还是战败了好啊’……”

    “这是日本人的措辞习惯，《东京物语》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名人》一样。《名人》讲名人的坏话后，又讲些年轻人的缺点，以掩饰。中文版介绍《名人》的编者按，说写的是传统被现代取代的悲哀……是被川端蒙骗了，他在名人逝世多年后才敢发表这篇小说，怎么会是说名人的好话？”

    “《名人》写人的伪善，伪善做到极致后，自己也会被感动，并寻求悲剧结局，以全一世美名。名人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伪善者，王小波笔下的军代表、谢晋片中的特派员都是这类人，只不过写成了年轻人一眼就识别出来的丑类，没有川端康成写得富于迷惑性……”

    “对礼崩乐坏的思考，是东方传统，形成过顶级的艺术电影，虽然舆论上现在忽视礼崩乐坏，但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可以形成大众艺术，在电影里可由武侠片来承载……”

    “在电影史上，有许多超级卖座片，按照成规来看，都不被看好，但契合上一种大众心理，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如《异形》、《沉默的羔羊》、《英雄本色》、《独行杀手》、《关山飞渡》……”

    “类型片的基础不是视听炫技或是明星派对，而是大众心理。焦虑令人看电影，有恐慌，有救赎，才能建立类型。如果武侠片的恐慌是礼崩乐坏，那么救赎是什么？”

    “西部片的恐惧是‘孤独’，救赎是‘卓尔不群’，认可了这份孤独，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