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神学院，除了教授天主教义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其中之人多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王彦随着柏应理，在神学院内参观一日，觉得十分新奇，他发现西夷重于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而中华则善于总结经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不过王彦细想之下，其实中华也有类似的思想，《礼记·大学》中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言，只是自明以来重八股，加之理学思想被歪曲，才丢掉了许多原来的东西。

    神学院中，西夷在算学，航海方面的成绩，以及柏应理描绘的西方诸夷于海上争霸，四处开海吞地之事，让王彦感到惊讶，而最让他惊奇的则是西夷所绘制的一副万国图，此图与万历年间，西儒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有很大不同。

    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大明居世界中央，而眼前这幅图，大明却在地图一角，这令随行的陈邦彦等人时分不快，但王彦却不知怎么的，却看得入神了。

    他心中没有陈邦彦等人的愤怒，反而生起一股强大的危机之感，于是他提出想将眼前的万国图，带回广州，柏应理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一日看下来，王彦不得不承认，经过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传教士，每一个都是难得的人才，几乎个个都涉猎铸炮c航海c算学c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相比之下，大明的书院，却只教授四书五经，对于杂学都很少涉猎，而教导出来的士子，也多是只能写文章，却既不懂农政c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运作之中，这些考上进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滚打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治理国家。

    对于国家大事，如治河，兴修水利，筑城，工部的官员也要进过摸索，才能胜任，其中对时间与资源的浪费可想而知。

    王彦看见神学院中，除了教授神学的课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杂学，心里有些惊讶，但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大明的各级书院中，也开设诸如算术，农政，水利，铸炮等等杂学，那培养出来的士人，必然比只会文章诗词的士人，要强上太多。

    其实中华在很久以前，也并非只重诗书经注，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孔圣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农工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如今却唯重士人，而古时六艺，今时也唯重书而已。

    王彦在看完神学院之后，心中不禁一阵感叹，他惊叹西夷成就之时，也发现中华原本也有这些思想，只是后来逐步被舍弃了。

    自国变以来，王彦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华夏，为何却被撮尔小族击败？

    在面对两都沦丧，朝廷屡战屡败的情况之时，任何大明的士人都会反思，都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大明不是天·朝上国吗？为什么如今败得这么惨？

    王彦曾想过，这是因为百姓不知华夏，可汉唐之时，百姓也同样如此，却为何能威震夷狄？

    想来问题就只能出现在朝廷和士大夫阶层上了。

    因为我们丢掉了许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变成现在的模样。

    柏应理说，西方经历了长达数百年，黑暗无比的中世纪后，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来大量古希腊c古罗马的典籍，使西方发生文艺复兴。

    他们从那些已经消失的文明中，寻找到柏拉图c苏格拉底c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光辉思想，使中世纪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彦在面对堂堂大明，汉民万万却打不过区区二十万满夷的屈辱现实时，不得不使他开始思变，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汉唐的尚武，重拾宋时的开阔，博大。

    王彦想从重拾中华曾经的精神，从“民贵君轻”中减民疾苦，收拾人心，从“选贤任能”中提拔人才，从“犯强